《燕食记》，葛亮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在相继推出《朱雀》《北鸢》等长篇小说并获得不少好评之后，葛亮常被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老故事相关联，被认为开创了新的“想象文化中国的方法”，也以优美典雅的语言风格和复杂纯熟的叙事技巧收获了“新古典主义”的赞誉。然而，这些盛赞也多少成为认识和理解葛亮的标签化束缚。因此，对新作《燕食记》的阅读便尤为重要，这是既往葛亮的再一次亮相还是有了突破的葛亮的全新出场？
事实上，《燕食记》采用的写作手法是葛亮一贯擅长的历史与现实的双线交织，且照例带有一定程度的传奇色彩。从广州到香港，葛亮用充满象征意义的历史节点串联起粤港地区的百年历史，这历史里有家国、革命，有望族的兴衰、存亡，有平民的苦乐、日常，称得上“结构宏大，气象万千”。单从外部结构上看，这依然是我们熟悉的葛亮，但进入文本内部，我们或可发现隐藏其中的不一样的作者与更为细致有趣的问题。
一、“我城”与“我人”：历史纠缠与现实回应
《燕食记》中，葛亮没有书写自己的“家城”南京，而将目光流连在与“我城”香港关系更为密切的广州。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来说，广州当之无愧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从孙中山的兴中会广州分会、黄花岗起义到广州国民政府、北伐战争，再到中共领导的1927年广州起义，广州是个充满英雄色彩的城市，却也是个伤痕累累的城市。在小说中，广州的故事集中于般若庵和太史第，一个是清修之所，一个是簪缨世家。然而，清修之所里是俗家交易，簪缨世家里是钟鸣鼎食的日渐衰弱，阿响的身世之谜勾连起不相及的两地，孕育了悠长的时代故事。葛亮借两个场所的人和事表现了一系列广州革命事件，或者说，他以“革命广州”书写了“革命中国”，展现出为广州的英雄形象添砖加瓦的拳拳之心，更展现出对岭南乃至整个中国革命历史的认知。
另一边是与广州一衣带水的香港，两地共享同一份历史与文化，香港却因为处于港英政府的统治之下，一直有着“飞地”的性质，也成为重要的中转场所，不只是小说中提到的陈炯明等下野政要避居香港，后来不少中共革命者也都曾将香港作为缓冲之所：
毛泽东于1938年11月6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革命的失败，得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时期。”毛泽东这里讲的三大起义中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参加者，特别是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们，大部分在起义失败后陆续逃到了香港，或在香港暂时潜伏起来，等待时机，东山再起；或经香港秘密向内地转移，有的又回到了广州，有的去了上海。……逃往香港的有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叶挺、贺龙、叶剑英、聂荣臻、刘伯承、周逸群、陈赓、吴玉章、谭平山、林伯渠、彭湃、张太雷、恽代英等……
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对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者来说，香港特殊的地理与政治位置使得其成为一个危难时可逃生、困窘时可栖息的地方，更承载了他们下一次潮涨时再出发的希望。到了风平浪静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香港依然不失其魅力，小说中轻轻一笔“一九五〇年代，内地移民涌港，人口膨胀”就将一段往事悄然引出。这是一段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始、持续三十多年并掀起多次高潮的群体性移民历史，这段历史也形成了与共和国发展中的多次重要事件相关联的时代记忆。“香港是一个移民都市，绝大多数香港人不是移民就是移民的后裔。在香港人口中，大约一半左右的人并非在香港出生。”然而，葛亮对此的处理却举重若轻，他并没有直面宏大事件，只是将移民浪潮与香港街市中茶楼、酒楼的经营方式变化相联结，不着痕迹却引人回味。而作为避居与移民之所，香港也并非世外桃源，身在现代香港多年的葛亮也书写了香港自身历史中的诸多重要事件，“天星小轮加价”、经济起飞、填海计划、左派与港英政府斗争，等等，笔调却意外平和冲淡。葛亮以绵密的针脚将百年粤港的大历史缝合进普通市民的“三茶两饭”，“看似升平的市景下，仍有一些暗潮，与升斗小民，且近且远，你不关心，它似乎便不存在，至多影影绰绰”。这似乎是葛亮的书写策略，不放过大历史的恢宏与严肃，却并不甘心只作正面记录者，而是追求其“影影绰绰”的文学效果，葛亮也正是通过这种“影影绰绰”向读者缓缓展示自己的美学企图。
粤港之间百年来的人口流动，使得离散与返归、在地与外来成为学界关注的论说话语，也呼应着此前几年关于“华语语系”（sinophone) 的热议。所谓“华语语系”更多是一种批评层面的命名策略，即寻求对（泛）华语地区文学创作中少数、边缘、陌生、异质等文学要素存在性与丰富性的承认，而这之间纠缠的政治中国、文化中国、语音方言乃至后殖民等问题其实都是这一核心问题的衍生，即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些以往不被认可的文学要素，如何为它们在华语文学的场域中寻找安放的位置。在这样的意义上，葛亮的愿景显然不是“华语语系”所追求的为被忽视和埋没的“少数”正名，他身在其中多年，览尽两地风华，更愿意为之搭建桥梁，愿意将其全部为己所用。敏感的读者尽可以从《燕食记》中体会到粤港之间千丝万缕的纠缠，这纠缠里有家国革命、豪言壮语，更有乡情缱绻、遗恨悠悠。这是葛亮，一个当代的香港移民献给“故土”内地与“我城”香港的一份隐秘的史书，也是一份公开的情书。
然而，细读史书与情书，会发现丰富的褶皱之下，最重要的仍是“食色”二字。在“食”的层面，可能影响历史的沙场将领贪恋着尼姑庵里的一碗白粥，人声鼎沸的太史第因金秋蛇宴和素斋让权贵、市井皆表艳羡，荣贻生以制作莲蓉月饼的手艺享誉粤港两地，五举、凤行则靠外来本邦菜的技能在香港安身立命；在“色”的层面，妙尼月傅为了情人与孩子舍弃自身，太史第里温娴的少奶奶为了爱情迈出了打破伦理的一步，荣贻生沉稳半生终究不顾世俗与司徒云重偷偷相守，五举则为了爱人不惜背叛师门、终生负疚。小说里几乎每个重要人物命运的转变都与食、色相关，他们因厨艺获得爱与罪，因为爱而对厨艺执着或舍弃，而每一次的舍与得，又悄然对应着大时代的格局变动——慧生带着阿响隐姓埋名时，国民革命正走向落潮；太史第里众人零落由盛而衰时，抗日战争愈演愈烈；荣贻生在香港收徒兴业时，粤港两地正在频繁互动；五举帮助戴家艰难求存时，香港正历经社会改造与经济起飞。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国民革命的失败逼迫慧生与阿响自食其力，太史第里走出的英雄儿女推动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荣贻生、五举这样兢兢业业的师徒造就了香港的繁华市井。葛亮的结构设置精巧细致，多条故事线索铺陈“我城”的波澜壮阔，终究是为了“我人”的朝朝暮暮。黎民百姓总以“食色”为性，看似无关国家大事，却是这“食色”二字推进了技艺与情爱的生发，这技艺里是与过往相关的情感与恩怨，这情爱里是与身体关联的味道与欲望，这种与生命相联结的生发推动了风云年代的“情动”（affect) ，“‘启蒙’无论如何诉诸理性，需要想象力的无中生有；‘革命’如果没有撼人心弦的诗情，无以让千万人生死相与”。换句话说，“食色”二字借着千千万万的“人”的味蕾与情欲，掀起了惊涛骇浪，丰盈了百年香江。
响哥，我们说好了。等我们都出了师，你做的点心，都要用我阿云画的彩瓷来装。
这是真正的“食”“色”相依。即便“少年子弟江湖老”，青梅竹马的誓言依然发挥着余力，牵扯起一对中年男女，共享一间小屋里的一小锅杨枝甘露。此间的温情具有的内在力量超越时空，超越一切宏大题旨，默默诉说着可以让所有人心有戚戚的岁月留痕。2022年恰逢香港回归二十五周年，二十五年风雨同舟，迎来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全新时代，葛亮在此时以“食色”联动粤港，或许也在寄托一种轻盈的期许，“水千条山万座我们曾走过”，那些时间给予的眼泪终会干涸，而牵连起市井民间的食与色，一粥一饭与一颦一笑，才是香江两岸共享的不落的太阳。
二、“社会格致学”：物我映照与社会互动
葛亮对“食”的特别关注其实并非始于《燕食记》，在《朱雀》《北鸢》中，他便已经显示出对食物的钟情。“‘饮食’自然是众多的‘小历史’之一，且无可替代，是为数不多的不书写的，永久的历史记忆。”于是，《朱雀》中，一碗鸭血粉丝汤勾起的是许廷迈的南京记忆，一道腌西瓜皮则展现出物资短缺年代的巧妇之思；《北鸢》中，卢家睦以“炉面”赈灾饱含着对苦难流民的同乡之谊，苏舍里融合的菜系更是彼时时世的象征。在大历史的恢宏脉络之下，葛亮以对诸多细节的把握来建构自己的“小历史”。更重要的是，葛亮以细节建构“小历史”的动作不只停留于“食”，《燕食记》除了贯穿全篇的对菜肴、点心的描摹，还展现出对瓷器、粤剧的熟稔。在小说集《瓦猫》中，葛亮显示出对器物、匠人、技艺的关切，如此宽广的知识面以及事无巨细地呈现行业细节的写法，显然并非朝夕之功，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对案头工作乃至田野考察仍然重视，多体现在‘格物’的部分，我要求自己在写作《北鸢》时，是一个时代的在场者，将对历史的呈现具体至细节的部分，一时一事皆具精神”。
葛亮所说的“格物”概念出自《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这是现代汉语成语“格物致知”的来源，而在中国近代思想界，曾使用“格致”来翻译science。汪晖曾著长文详细梳理“格致”与“科学”两个概念复杂的历史变迁。汪晖指出，“致知在格物”最初与“明明德”有直接关系，“‘物’即伦理道德行为，‘知’即伦理道德知识”，因而“格物致知”是和“修身”“明德”相并列的，旨归“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显然和我们今天在通俗意义上将“格物致知”理解为“探究事物的规律原理从而获得知识”有一定的差异。《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经由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王夫之实学等长期发展，“格物致知”的内涵与实现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之后与“科学”相联结也是其内容与形式不断走向客观化的结果，“物”与“知”逐渐向更广大的自然万物扩展，“格”“致”也开始有了推理归纳等现代色彩，但这一概念无论怎么变迁，始终带着原初的底色，即强调主体的作用，强调人心、意志、伦理，“‘格物致知’是由动宾结构组成的短语，含有一种动态的主客关系。而‘格致’是由‘格物致知’缩略而成的名词可被视为一个gerund，即动名词。与此后通行的‘科学’概念相比，这一概念特别注重主体的认知、观察、体验的过程”。因此，将来自西方的science对译为“格致”，也反映了彼时知识分子看待“科学”的方式。虽然之后这一译法渐废，“格致”依然记录了中国知识分子走进“现代”的步履痕迹，即以带有中国传统文化色彩的方式认知世界、获取真理，这种色彩里包含着对个体的伦理与修养要求，也包含着个体与外在世界的交流与互洽。换句话说，“格物致知”是中国知识分子为自我、为自我与外界关系设定的行动准则。
不知道葛亮是在何种意义上使用“格物”的概念，但他要求自己“是一个时代的在场者”，要求“将对历史的呈现具体至细节的部分”以便“一时一事皆具精神”，可见至少在他的观念中，“人”需要“在场”，“物”要至“细节”，“知”要具“精神”。在《燕食记》中，有这样的句式：
荣师傅笑一笑，问，毛毛你倒说说，要打好莲蓉，至重要是哪一步？
我自以为做足功课，便说，挑出莲心？挑走了才没有苦味。荣师傅叹口气，说，至重要的，其实是个“熬”字。
……
我当年一个年轻人，生生地，把股东们都熬走了。这七十年，同庆楼风里浪里，里头的，外头的，多少次要关门的传闻。我呢，都当它是雨打窗，只管在后厨打我的老莲蓉。去了莲衣，少了苦头，深锅滚煮，低糖慢火。这再硬皮的湘莲子，火候到了，时辰到了，就是要熬它一个稔软没脾气。
……我看，这好的叉烧包，是好在一个“爆”字。
五举也想一想，问，叉烧包个个爆开了口，不是个个都是好的？
阿爷说，是个个都爆开了口。可是爆得好不好，全看一个分寸。你瞧这叉烧包，像不像一尊弥勒佛。为什么人人都喜欢弥勒，是因为他爱笑可是呢，这笑要连牙齿都不露出点，总让人觉得不实诚，收收埋埋。但要笑得太张扬，让人舌头根儿都看见，那又太狂妄无顾忌了。所以啊，好的叉烧包，就是要“爆”开了口，恰到好处。这香味出来了，可又没全出来。让人入口前，还有个想头，这才是真的好。
五举说，爆不爆得好，得面发得好，还得“蒸”得好。
阿爷哈哈一笑，对喽。发面是包子自己的事，“蒸”是别人的事。这蒸还更重要些。不然怎么说，“三分做，七分蒸”呢。所以啊，人一辈子，自己好还不够，还得环境时机好，才能成事。古语说，“时势造英雄”，就是这个道理。
此类句式出现多次，除了“熬”“爆”“蒸”，还有“煮”“炸”“滑”“慢”“快”等，看似都是与食物烹饪相关，实则都在借食物讲述做人的道理，有关个人的修养品格，有关个人存活于世的智慧。葛亮以“物”观“人”，更是以“物”观“社会”。“物”“我”从不是孤立存在的，虽然在某种程度上，“物”的一切意义都是“人”建构并赋予的，但“物”在宏大的历史逻辑中，也悄然具有了自己的社会结构与历史流变。太史第里的珍馐不下庶人，荣师傅制作的糕点却是所有民众争相购买，到了戴家的本邦菜馆，已然开发出专供底层工人快捷食用的碟头饭，“物”与“人”共担风霜雨雪，“物”也与“人”共同见证了社会生态的多重嬗变。葛亮对食物、瓷器、粤剧以及书籍修缮、理发等技艺的广泛关切与细致打磨成就了独属于他个人的“社会格致学”：立足香港，眺望两地，“格致”的是革命、死亡、新生，却也是柴米油盐、诗词曲赋、痴情儿女。唯有这样辐射广阔的“社会格致”才显现出个人的起落与沉浮，显现出历史的残酷与温情。
在格致社会的同时，葛亮的创作本身也被置入了社会思潮之中。近年有学者提出“新南方写作”的概念，首先在地理空间上给予了定义，“我们探讨的‘新南方写作’，在文学地理上是向岭南，向南海，向天涯海角，向粤港澳大湾，乃至东南亚华文文学”，“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界定为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葛亮对岭南的书写无疑扎扎实实落在“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之内，他自己也曾发表对“文学中的南方”的见解。他在和苏童的一次对谈中表示，“北方是一种‘土’的文化，而南方是一种‘水’的文化”，“（南方）它实际上也有别于北方的中原文化一脉相承的士人传统，因为在南方，表现出的更多的是一种经世致用的作风，或者表现出相对世俗的作风”。在那次对谈中，葛亮表现出明显的对于南方相对于北方处于“弱势”地位的焦虑，然而，按照杨庆祥等学者的定义，“新南方写作”之“新”正在于突破既往的对于“南方”的刻板印象，而在“地理性”之外更着眼于“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脱离陆地写作的限制，以文化、语言、美学的杂糅性重塑经典，寻求“现代汉语写作版图的扩大”“超越单一性民族国家的限制”。由此，我们似乎很难将葛亮的风格与“新南方”联系起来，不管是“南方”具有的潮湿、躁动的氛围，还是“在世界文学的历史中，‘南方’的文学又近乎巧合的，往往是阴郁和悲剧性的”，葛亮多少都是游离的。《燕食记》以岭南的食物、风情囊括了社会的三教九流，呈现了从贵胄到平民的人间百态，但行文更多精致典雅，情绪也更为内敛幽深，少有南方的热烈、躁郁。即便因为粤语方言的加入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杂糅”，文字整体上显然更多继承了中国古典美文的传统，主题意旨也承载着文人知识分子“诲道”的重任。甚至可以说，葛亮是以“反南方”的症候在“新南方”写作，身处鲜活的时代地理空间中，保持着主动后撤的姿态，以中正的“社会格致”坚守着自己的诗学堡垒。葛亮对人物的塑造以及对整个小说的架构，有着康德所说的“先天综合判断”的味道，既带着普世性的对“物”的描摹，又有着对“人”的感觉经验的历史书写。“新南方”的葛亮并非先锋激越的代表，倒是有着传统人文主义者的坚持。这是葛亮以个人之“物”（作品）对时代的直接回应，他在优美、细腻的物哀美学之中融入了他个人所认知的伦理、道德、规范，并将它们与历史赋予的革命之义、夫妻之爱、兄弟之情、师徒之恩熔为一炉，通过“食色”传达，也通过“社会”散发。
我们不妨经由葛亮的创作追求回到小说开篇，回到荣师傅收五举为徒的契机。那时少年五举还在茶楼里当企堂，因对鸟雀间的打斗发表看法而引起荣师傅的注意：
中年人放下了报纸，饶有兴趣地笑了，道，细路，那你说说，这斗雀，你喜欢“文的”还是“武的”？
五举这回想也不想，说，文斗。
中年人正色，问他，嗯，为什么呢？
五举回头望一眼，答他，文斗的鸟，多半是自己要唱，是天性，是自愿，输了也心服口服。武斗，不是鸟自己要拼要打。是捻雀的按照他们的品种和脾性，硬要激将他们。画眉呢，就争女。隔篱笼摆只乸，咁佢就打。吱喳呢，就争地盘。说到底，这番打斗，都是人设计好了的。全是人自己要争，要看他们打。
荣师傅因为五举“要做自己的主张”而心动，决定收他为徒，但多年以后，五举也因为“要做自己的主张”而“背叛师门”，使得荣师傅半生心血白费。我们也由此终于可以重新回到“格物致知”与“科学”的对译，回到“格致”的“注重主体的认知、观察、体验的过程”。荣师傅、五举以及《燕食记》中的那些从历史中走来的人，那些活在当下社会的人，包括葛亮本人，其实都是在这样的意义上发挥着个体的能动性，献身爱人、献身革命，也献身厨房的案板、瓷场的园炉，献身诗情曲苑、工匠技艺，人生的际遇或悲或喜，但都从无犹疑、从无悔意。葛亮的“社会格致学”跨越历史时空，回应着“格致”最初的内涵，由己及人、由物及人，以“物我”的映照窥探历史浪潮中个人的生存以及个人与社会的互动。
三、黏稠的“现实感”：小说家的执念与得失
从历史写到现实，从物写到我，葛亮穿越时空的跋涉终究旨归何处？让葛亮最初获得声誉的，是短篇小说《谜鸦》《无岸之河》《私人岛屿》等，在这些作品中，葛亮展现出先锋的探索，“有谜样的宿命作祟，也有来自都会精神症候群的虚耗，颇能让我们想起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新感觉派作家如施蛰存的《梅雨之夕》《魔道》一类作品”。但同时，葛亮并未只在这一条道路上开掘，紧随的作品如《阿霞》《老陶》等，已经表现出向厚重深邃行走的人文主义关怀。在之后的创作历程中，葛亮从未局限于某种单一路径，而他的长远抱负终究还是要在体量更大的长篇小说中实现。
葛亮此前饱受好评的《朱雀》（2009年）、《北鸢》（2015年）与这部《燕食记》合称为“中国三部曲”，光从名字便可见其创作雄心。细读这三部作品，也不难发现，葛亮确实在书写“中国”，而且是在反复书写二十世纪前半叶的革命中国。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在这三部小说中，葛亮的故事设定大多是要和历史上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发生关联，也大多采用双线或多线结构，小说情节的推进常常建立于各式各样的偶然和巧合。这些偶然和巧合有历史史实作为依据，但它们多次出现在同一文本中，这是又一次的巧合还是葛亮本人在表达对历史进程的一种认识？《朱雀》写了三代人的故事，时间跨越百年，人物事件众多，全凭一只小小的朱雀相关联，与第三代女孩产生恋爱故事的华裔青年在异国他乡竟碰见了女孩养母（第二代）于战争中救过的士兵，而他正是朱雀最初的主人；另一个与第三代女孩产生关系的外国人雅可的艺术老师是日本人，却正是女孩外婆（第一代）当年日本情人的儿子……文学的虚构本就是凌空高蹈，但过多刻意的设置使得小说内在的逻辑显得孱弱，看似精巧的故事结构也有了雕琢的匠气。也有学者注意到了此种叙事的迷阵，并认为：“葛亮对故事情节刻意求工，加倍坐实了在神秘的历史律动前，个人意志的微不足道。”《北鸢》《燕食记》同样是多线索并进，充满传奇性，在此基础上又加入了更多有分量的“个人意志”。《北鸢》中，卢文笙自出生便脱俗，开口第一句话竟是“一叶知秋”，成长过程中也屡遇奇人，对其尽是帮助指点；孟昭如是孟子后裔，腹有诗书，秉性纯良，温娴雅致，近乎完人；《燕食记》中的广州部分，尼姑月傅色艺双绝，伺候她的慧生也是做素斋的一把好手；太史第里更是个个不凡，上可结交孙文、汪蒋，下可直接开办新式家族农场，连看似纨绔的七少爷也成了粤剧名家，年纪轻轻过来“守清口”的儿媳更是聪明绝顶、持家有道，人人交口称赞。到了香港部分，五举与荣师傅偶然相遇相知，最终被证明是个厨艺天才；戴家从上海漂泊至香港，消防员出身的戴明义凭借做红烧肉的手艺便获得了位高权重者的青睐，之后女儿难掩才华，不仅振兴家业，还找到了甘愿为其放弃一切的如意郎君，到了店面艰难之际，一个偶遇的风尘女子又成了家庭拯救者……葛亮笔下似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普通人”，或容色倾城，或天赋异禀，或身怀绝技，或谋略过人，他们也没有所谓的“成长”期。这样的“完美”似乎还不够，《朱雀》中有的还只是借助历史事件登台的虚构人物，《北鸢》中人物身上已投射了陈独秀的影子，《燕食记》更是有陈炯明、杜月笙等人的踪迹。在他们的浸染之下，所有对食物、器物、技艺的描写在“物我”映照之外有了一层难以消散的光晕，这光晕使得小说多少远离了民间的某些特质。如果“美是人的本质力量”，那么对葛亮来说，对食物、器物以及一切“物”的深入考察都是自身审美对象化的表现，这层光晕也是他的审美立场的直接表达。
葛亮自陈，《北鸢》是献给祖父的，小说中归隐的毛克俞正是以祖父为原型，但小说中着重描写的角色是以外祖父为原型的卢文笙。葛亮推崇祖父的归隐，赞赏其“以书画乐吾生”，但在对卢文笙的书写中，显然更多亲近和悲悯。尤其是在对卢家睦、孟昭如日常生活的描绘中，那种优雅的、传统的“闲适美学”在逐渐消亡，笔端可见葛亮的款款深情。但葛亮显然没有将这种情感倾向作为自己创作的唯一愿景，而是从别的视角全面呈现了时代的样貌，“他将‘出世’的一面，抛进‘入世’的旋涡，横加历练”，于是我们也看到了《北鸢》中的革命喧嚣与时代波折。这部分的书写可能不是葛亮最擅长的，但这部分恰恰是革命中国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葛亮是不是也是因为意识到了这种书写的必要，同时意识到了达成书写此类主题的难度，所以才一次又一次地求诸传奇性的情节和人物，以便在坚守自己的“光晕”的同时不至于忽略掉时代的风霜雨雪？或者说，这是葛亮在以自己的方式与熟悉的和不熟悉的多重现实对话？
以赛亚·伯林在讨论俄国思想家时多次强调“现实感”的问题，在伯林看来，我们太容易陷入对往昔某段岁月的迷信，总是试图重返荣光，但真正“复活一段过去的岁月”需要的并不仅是历史学家和传记家的细致考证，更需要“以相当丰富和一致的细节对某种生活方式、某个社会的解释，与我们自己所理解的人类生活、社会或人们的彼此交往足够相像，这时我们才能接下来靠自己，也为了自己去理解——推断——历史上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做、那个国家为什么那么做”，对伯林来说，这种“现实感”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实逻辑、历史进程或理性、规律等无法完全做到的，别林斯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比其他人更深地与自己的时代同呼吸、共命运。“每个人和每个时代都可以说至少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在上面的、公开的、得到说明的、容易被注意的、能够清楚描述的表层，可以从中卓有成效地抽象出共同点并浓缩为规律；在此之下的一条道路则是通向越来越不明显却更为本质和普遍深入的，与情感和行动水乳交融、彼此难以区分的种种特性。以巨大的耐心、勤奋和刻苦，我们能潜入表层以下——这点小说家比受过训练的‘社会科学家’做得好——但那里的构成却是黏稠的物质：我们没有碰到石墙，没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每一步都更加艰难，每一次前进的努力都夺去我们继续下去的愿望或能力。”伯林在小说家身上寄予厚望，因为他们可以更好地窥探人和时代的第二层次，他们拥有的“现实感”使得读者得以穿过“黏稠的物质”而获取历史与生活的真相。作为小说家的葛亮并不一定熟知伯林的理论，但他的“社会格致”确如伯林所说窥探了“表层以下”的生活，读者由此知晓在战场中风云猎猎的将军偏爱尼姑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