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食记》，葛亮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葛亮于2022年8月出版了长篇小说《燕食记》。在创作过程中，葛亮不仅用想象的方式来描摹粤港地区的历史，还采取实证、访谈等方式，还原这一地区历史，想象的部分连接着时代，实证与访谈的方式则是直接面对历史。《燕食记》一出版，便引起了诸多关注。评论家杨庆祥将《燕食记》定义为“新南方写作”，将葛亮归属为“新南方作家”（杨庆祥：《作为“新南方写作”的〈燕食记〉》）。林培源亦认同将《燕食记》归为“新南方写作”（林培源：《深圳有潜力将“新南方写作”带向未来》）。作为近些年的文学新现象，“新南方写作”和“新东北文艺”“新女性写作”等文艺新现象一样，激活了新世纪文学，引发了评论家和作家的互动，拓展了新世纪文学研究的视野，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新南方写作”的界定还处于动态之中，有必要从具体作品探讨其特殊性，考察其文学史意义。
何谓“新南方写作”？杨庆祥在《新南方写作：主体、版图与汉语书写的主权》中，将新南方写作的地理范围界定为“中国的广东、广西、海南、福建、香港、澳门、台湾等地区以及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等东南亚国家”，并认为新南方写作的理想特质之一是地理性，其中涵盖广东、香港地区。从这一特性来看，《燕食记》符合定义，因其主要描写的是发生在广东、香港的故事。《燕食记》中有大量岭南文化的符码，尤其是广府的饮食文化、广东人啖蛇传统等等，但即便如此，亦不能就此断定《燕食记》属于“新南方写作”。一个人被认为是四川人，是因为这人的户籍地在四川。但这人不一定是新四川人，还需对比此人和贯行标识的四川人有何区别，有哪些新的地域特征。同理，一部文学作品所描述的故事发生在南方，并不意味着它就是“新南方写作”。
“地理性”只是“新南方写作”的要素之一。杨庆祥认为，“新南方写作”还具有“海洋性”“临界性”“经典性”。所谓“海洋性”指一种摆脱“陆地”限制的叙事，海洋不只是构成叙述的对象、背景，也构成一种叙事美学风格和想象的叙事空间；“临界性”指地理的临界、文化上的临界、美学风格的临界；“经典性”指“通过持续有效的书写来建构经典性，目前的创作还不足以证明这一经典性已完全建构起来，而新南方写作概念的提出，也是对这一经典性的召唤和塑形”。《燕食记》中的故事几乎发生在陆地，而非海洋，小说中也没有对海洋景观的书写，可能与海洋有关的便是厨师做菜用到的海鲜。但在小说中，并没有强调海鲜的海洋属性，而是凸显它是一种食物。需注意的是，诸多作品都具有“临界性”，这并不是“新南方写作”专享的。《燕食记》是否具有“经典性”呢？这需要时间的检验。
此外，学界目前认为“新南方写作”参照系之一是“南方写作”，而“南方写作”中的“南方”主要指江南地区。林培源认为较于“南方文学”，“新南方写作”在地域空间上呈现出异处，“它以‘闽粤桂琼’为标的，继而开疆拓土，涵盖华南、岭南、西南、海南、粤港澳大湾区，乃至‘南方以南’的东南亚地区”。从地域来看，这一划分有重合之处，如华南包含岭南，岭南包含海南和粤港澳大湾区，因此这一地域划分不够简洁明晰。与很多批评家不同的是，林培源的这一划分将西南地区纳入“新南方写作”，无疑扩大了“新南方写作”的版图。众所周知，西南地区包括云南、四川、贵州。这三省，地形复杂，山路崎岖，喀斯特地貌明显，气候多湿冷，在地理特征上与华南、江南的区别明显。因此，西南是否属于“新南方写作”，还有待仔细辨析。
“新南方写作”另一参照坐标是北方。南北文学之别自诗骚始。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早有论述。虽然此文的论述对象是中国古代文学，但文章归纳的南北文学的不同，亦延续到了当下。刘师培认为“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在当代作家中，贾平凹、莫言、陈忠实、刘震云等人的代表作都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厚重的历史感，蕴含浓郁的北方气息。而大多数南方作家，他们的作品不长于讲道理，而长于抒情言志，如港澳台的武侠小说、言情小说。葛亮的写作更是被王德威称为“以淡笔写深情”，葛亮小说《北鸢》写的是“抒情民国”。
《燕食记》的封面上有一句诗：“江南岭南风日好，世道味道总关情。”这句诗涉及两个区域——江南和岭南。它们虽同属南方，但仍有差异。在季节上，江南是四季分明的，岭南冬季极短，夏季极长；在气候上，江南有梅雨季，岭南有回南天；在美食上，江南人嗜甜，岭南人爱淡。葛亮出生在南京，研究生阶段来到香港并定居。《燕食记》出版前，葛亮的另一部长篇《朱雀》是写南京的。他还有很多短篇小说写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如《琴瑟》《洪才》《泥人尹》《于叔叔传》等，这些小说主要以人为主，包括各行各业的手艺人，我在阅读过程中，并不能很明显地感受到这些故事只能发生在南京，似乎发生在北京、上海、广州也成立。
阅读葛亮的作品，我时常想起王安忆。葛亮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王安忆城市小说的书写研究》，因此，葛亮是熟读王安忆作品的。他在创作时，难免受前辈作家的影响。王安忆虽不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但早已被划为上海作家。她的诸多作品具有江南美学特质，这和同样来自江南、原籍南京的葛亮同属一个文化磁场。那么，《燕食记》是否具有江南美学特质呢？在我看来，江南美学是按照地域划分的，不可避免具有江南一带的地域特质。江南美学表现的是人与水、人与手工业、传统文艺与现代技术的冲突，和土生土长的新南方作家不同，葛亮身上既有江南文化的滋养，亦有岭南文化的浸润。对于一个作家来说，童年的经历和经验是难以忘却的。江南，确切地说是南京，对葛亮的人生及创作的影响不可小觑。
杨庆祥在评论朱山坡的小说时，认为《风暴预警期》《懦夫传》《蛋镇电影院》是“新南方写作”，并归纳朱山坡的“新”主要体现在两点：“第一，人物的无根性。第二，与历史的间离姿态”。（杨庆祥：《“新南方写作”和“间离化”的历史——以朱山坡近作为中心》）所谓“人物的无根性”指朱山坡笔下的人物不生长于家庭之中，即使小说中涉及家庭、血缘关系，亦是虚构的。所谓“与历史的间离姿态”指在朱山坡的笔下，属于南方的历史正在逐渐消失，人与历史不构成有效的关系，朱山坡敏锐地警觉到了这一点。由此观之，《燕食记》中的人物是无根的吗？非也。《燕食记》中的核心人物，如荣贻生、戴凤行、陈赫明、陈五举皆有来处，他们或出身显贵，或长于市井，或随父母辗转流徙，活在家庭关系或社会网络之中。而广府太史第亦非子虚乌有。葛亮有一些描写香港的中短篇小说，如《谜鸦》《浣熊》《拆弹记》等，虽然里面的人物具有无根性，但在他的长篇小说，包括《朱雀》《北鸢》，里面的核心人物都有来处，甚至在历史上还能找到人物原型。那《燕食记》这部小说呈现出“与历史的间离姿态”了吗？亦非也。在我看来，《燕食记》书写的是“在民间的历史”，不仅有岭南民间的历史，亦是中国民间的历史。葛亮曾在《北鸢》中写道：“中国人的道理，都在这吃里头了。”正好《燕食记》写吃，写的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道理，中国人的待人接物，这种吃的道理，并不局限于一时一地，在中国很多地方都行得通。不仅如此，《燕食记》扉页引用了郑玄注《周礼·天官·膳夫》句：“燕食，谓日中与夕食。”午餐和晚餐并不是只有南方才有，北方人每天也要吃这两顿饭。
与此同时，尽管《燕食记》的语言有粤港地区的方言，展现“新南方的文化杂糅性”，但这一文化杂糅性主要是指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冲突，如上海饮食文化与广东饮食文化、东南亚饮食风俗之间的冲突。这种文化的杂糅性不只在“新南方写作”中有。在王安忆、虹影、严歌苓，甚至更多的海外华文作家笔下，都体现出文化的杂糅性。但他们的很多作品并不属于“新南方写作”，因此，用文化的杂糅性论证“新南方写作”在文化上的临界，以此证明“新南方写作”具有“临界性”，并不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有论者指出：“实际上，我们并不应该以一种先验的地理经验来为‘新南方写作’划定边界。在讨论‘新南方写作’时，我们不仅仅要从文学地理层面对其重新整合划分，同时还要兼顾作家的代际差别、类型选择、主题意蕴、审美风格，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创作主体内在的精神地理。”（王振锋、王淼：《论“新南方写作”的逻辑起点及其阐释边界》）诚然，确认作家的地理坐标有助于研究，促进读者快速辨识作家写作特色。但是，更重要的是确认作家的精神坐标，辨别作品的文学谱系，探究作品的审美思想。此外，考察一部作品，文学地理学只是一种方法，文学类型学、主题学亦是方法。
纵观葛亮目前的创作，亦不乏作品可归入“新南方写作”。曾攀认为葛亮的中篇小说《飞发》讲述的是发生在香港理发业的故事。港派本土理发店和海派外来理发店有着不同的理发风格，同行竞争的故事发生在此。作为岭南特色，“飞发”这一传统发艺为外地读者所知。《浣熊》讲述的故事发生在香港，题材与台风有关。台风来自海洋，这部小说可算作“新南方写作”，蕴含地理性中的海洋性之美学特质。
的确，“新南方写作”不是一个完成时的理论，而是一套进行时的批评话语。诚如杨庆祥所言，“新南方写作”“是以一种‘有限性’的方式打开话题的空间，并留下许多缝隙，以便于思考可以不断纵深，话语可以蔓延生长，经验也能得以敞开”。（杨庆祥：《再谈“新南方写作”：地方性、语言和历史》）同时，“新南方写作”不能泛化，不是所有的新南方作家的作品都称之为“新南方写作”。概念一旦泛化，会降低阐释的有效性。真诚地希望“新南方写作”不是评论家为了方便辨识不同地域文学而呼喊出的口号，而是从南方自身的地域特色、地理特征、独特的审美风格中生发出来的，是一种具有南方文学的地方路径之写作。
（作者系中山大学文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