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山”，就是家乡，就是故乡。我的长篇小说《家山》中的“家山”，就是我的家乡湖南省溆浦县。故事起止时间1927年到1949年。故事发生地是我虚构的一个叫沙湾的中国南方乡村，其地理环境、村落形势、风俗物候、社会结构、伦理体系和历史文化气脉，大多依着我出生地漫水的样子描摹虚构。小说里的万溪江可以看作溆水，齐天界、豹子岭则是雪峰山区常见的景致。
这部小说的创作缘起是因为20多年前我翻阅王氏族谱。族谱有载：1949年3月5日，与我溆浦县相邻的辰溪兵工厂被土匪张玉琳聚众抢劫，三万多支枪械流落民间，山头大王据寨称雄，邻近不少县城被土匪洗劫。我们村一批热血青年组建保乡护民自卫武装，村民们纷纷捐钱捐谷，筹集枪支弹药。这支自卫队后来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为解放溆浦立下功勋。族上参加“湘西纵队”的人，按辈分都是我的祖父辈、伯父辈，他们在我小时的记忆里都是口咬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当我意识到他们都是英雄的时候，他们却皆已不在人世。我心里不安，我有责任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这部小说的创作激活了我全部的乡土记忆，包括我的乡村历史记忆、家族血缘记忆、自然人文记忆和文化审美记忆。我开始着手收集研究那个年代中国各地乡村的多种史料，包括政治经济史、土地租赋史、革命斗争史，又联想自小听奶奶、父母及村上老人讲过的许多旧事，小说的格局就更加开阔了。我想写出一部具有史诗性、史志性的小说，不仅仅是“湘西纵队”的故事，不仅仅是我族上的故事，不仅仅是某个地方的故事，而是能够反映发生在中国乡村的整整一个时代的人间故事。
《家山》，王跃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这部小说的聚焦点是沙湾乡民的烟火日常，静水流深。我并不简单依据历史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理论去图解生活和历史，一切回到真实的细节。传统的乡村生活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中国哲学的人间样本，人们日常起居、春种秋收、婚丧嫁娶、年节往来，都应时应年应景。然而百年中国的历史大事件，腥风血雨，惊涛骇浪，却都有沙湾人的参与，也都给沙湾带来不可逆转的改变。我秉执史笔为文，在大的历史事件上，在生活细节上，尽量还原历史与生活的真实。比如，小说里的婚礼和葬礼皆严格依据生活原生态描写，但又依据人物性格及小说情节需要进行文学化处理，读者也许能从这样的描写里体悟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生存智慧和生命哲学。逸公老儿去世，我从老人回光返照、老人落气时喉头轻轻的响动、亲人们举哀报丧、佛事道场、乡亲们的吊唁，直写到老人灵棺抬上祖茔青松界。一场葬礼，写出了中国人庄严的生死观、血肉相连的亲人情感、乡亲眼里的盖棺论定、葬礼在乡间的教化作用，等等。然而，在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时代淘洗中，沙湾子弟们或奋勇争先、前仆后继，或忍辱负重、坚韧不屈，表现出应有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和民族血性。我有意避免了过于戏剧化的情节描写，依从于那方山水的生活自然逻辑，尽量在白描中写出生活的宁静与艰难、清晰与复杂、细小与宏大。“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小说中的佑德公、逸公老儿、修根一代是旧传统的守护者和传承者，而劭夫、齐峰、扬卿、瑞萍、贞一则是新文明的传播者和引领者，历史和时代都在故事的讲述中自然演进。
我在语言的使用上，人物语言尽量做到各人有各人的声口，真实地依据不同时代背景、不同人物身份、不同情节需要，采用不同语体色彩的语言；官文、布告、书函、标语，皆不离当时的历史真实；而叙述语言则尽量白描、及物，多选用名词和动词，看似简素，却在整体的意境中出神出采。我有意大量采用乡村方言，还原那方水土乡民的说话方式。老百姓因为经验世界和知识世界的限定性，通常喜欢用他们熟悉的事物来描述眼前的世界；又因为老百姓的词汇局限于其生活空间，他们说话天然地会借助兴比赋的手法，反而让民间语言变得生动、形象、朴拙，元气充沛，天然生发出文学性。比如，桃香教儿媳妇煮饭时烧火，说：“为人莫做亏心事，煮饭莫烧黑心火。人要实心，火要空心。”短短几句话，兴比赋手法全用上了，生活常识和人生哲学也蕴含其间。小说里的某些方言其实就是古语在民间的存留。中华文明万古赓续、生生不息，同汉字主体上是表意文字有关的。表意文字的字义古今基本不变，只是读音因时因地有差异。方言俚语的艺术化处理，不但是小说传情达意的需要，也能丰富现代汉语的表现力，由此具有了现代性。
乡村中国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这是由乡村广袤的土地、众多的人口和几千年的文化根脉决定的。写好了中国乡村就写好了最大意义上的中国。作家的写作笔法，客观上就是作家的人间态度。我想以质朴方式表现那一个时代中国乡土的真实生活，但这还不够，我更想通过这舒缓细致的乡村生活图卷，呈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民族根性之美、文化进步之美。我笔下的《家山》既是真实的、现实的，也是理想的、诗意的。写作《家山》是我对我脚下这一方厚土，生活在这一方厚土上的人民，这一方厚土上所传承的文化历史传统、它的日新月异的进步献上的最深沉、最炽热的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