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声》《戏年》《问米》，葛亮 著，东方出版中心
新世纪头20年里，国内文坛涌现出一些产量颇丰、质量不俗、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家，但像葛亮这般游走、交叠、融合、汇通两岸三地的写作者，还真难数出第二位。生于南京，学于香港，成名于台湾，葛亮的文字里总有抹不去的疏离与陌生感，这种“局外人”式的“感觉”——亦如韩少功在《葛亮的感觉》中提到的“感觉”——恰机缘巧合地捕捉到了当代现实里一些人、一群人、一类人在浮光掠影与沉重历史夹缝中的无所适从。葛亮的作品放在这儿，置入时代的溪流与岔口中，分量已足够进入21世纪的中国文学史。他不再需要什么“少年成熟”的夸赞、什么“最被看好”的期许，葛亮的笔尖勾画描摹了一个时代节点里一部分中国人的精神面目，是为不可多得的珍贵记录。
与某些名气更大、身价更高、年岁相仿的同侪作家相比，香港大学中文系博士毕业的葛亮，不论在文学意识、修辞技巧还是写作速度上，常常略胜一筹。《七声》《戏年》《问米》是葛亮的三本中短篇小说集，收录作者在青年时代创作高峰期写下的许多小说精品。中短篇小说是他最擅长的体裁。在葛亮瑰丽迷人却又潜藏危险、残酷的小说时空中，读者很可以透过虚构的幻影重新审看真实世界的自己。令书页化作镜子，照得世界和身处其中的我们改变模样、现出本相，这便是葛亮的本事了。
《七声》中收有广受赞誉的短篇小说《阿霞》，写的是一位患有精神疾病的下层女子的故事。教授的儿子“我”与厨子的女儿阿霞在餐馆成了工友，但“我”来打工是为“磨炼”，阿霞却是谋生。两人互有好感，可终究跨不过那阶级与命运的壕沟，短暂的交集不能扭转各自既定的轨道。没有灰姑娘式的浪漫童话，只有重逢一笑的各自安好，结尾二人的再会颇有些迅哥又见闰土的韵味。末了，“我踏着泥泞向江边走过去，阿霞远远地在后面了。”葛亮的笔力含蓄有内劲，读者从寥寥点穴落字之处，尽可意会波澜不惊的情节后广袤的社会历史现实与深沉的人生无奈之感。不只阿霞这样的打工女孩，小学时代的老同学成洪才、父亲的木匠老友于叔叔、旅行中遇到的女子英珠……葛亮书中轮番登场的一个个鲜活人物，其悲剧也好，命数也罢，无不蕴含着大时代变迁的痛楚与定数。从写作的野心与叙述的笔调上看葛亮这些现实题材的小说人物志，很容易让人想起为鲁镇芸芸众生立传记事的周树人君。葛亮的文学态度是严肃的。
虽是中短篇集，但葛亮的每本小说集都有着各自的主题，每个集子里的小说也都有相近的气质和相联的意蕴。《七声》的主题是零落声响构成的时代和音，“一均之中，间有七声”，以命若琴弦的小人物勾摹出民间市井的大轮廓。《戏年》的主题是人生如戏，此戏经年，在与电影有关的小说里，书中人既在戏外，又在戏里，叹人生何似。《问米》突出一个“问”字，是人间的有问无答，是生活的答非所问，虽是凡庸之辈，亦各有其棋局与战场，笔墨悬疑间隙中，透露出点点微光。面对书稿中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葛亮的心是温热的，笔却有些冷。一个冷峻的旁观者，抱憾无言地注视着自己创造出的一个个人物、一场场悲剧，不作评说，执意将判断的权利抛给阅读者。
葛亮当然还称不上“小说大师”或“文学大家”。他和他笔下的人物总似隔着一层迷墙，正如“我”和阿霞之间那道穿不过的屏障。这一阻隔，常反映在小说中对“我”的读书人身份的强调和家世背景的叙说中。“我”和“在我身边一一走过”的“他们”是不同的，因为“我”是小说中“毛秘书的博士弟弟”、那个一讲起故事就忍不住提“爸爸”的“大学生”。这可能是葛亮的缺点，也可能是他的特点。待到某日，当葛亮与他笔下的小人物们能够无碍对视时，也许我们就可以说：“葛亮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