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6年，我读过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之后，写了《回到生活原点的写作——贾平凹〈秦腔〉的叙事形态》一文，发表在林建法先生主编的《当代作家评论》上。贾平凹的《秦腔》洋洋五十余万字的篇幅，文字及其所描述的生活，犹如林间小溪的涓涓细流，既有宁静中的流淌，也有逶迤前行中泛起的微澜，情境中虽然少有叙事的高潮，但也可谓生机处处，叙述常于平实中见奇崛，于宁静时觅得涛声阵阵。十七年前，我曾这样表述我阅读时的真切感受和体验：
《秦腔》这部小说以四五十万字来写一条街、一个村子的生活状貌或状态，细腻地、不厌其烦地描述一年中日复一日琐碎的乡村岁月，从时间上看并不算长，但叙述却给阅读带来了一种新的时间感。这种时间感显然最为接近小说所表现的生活本身，一年的时间涨溢出差不多十年的感觉，正是这种乡村一天天缓慢、沉寂的生活节奏，这种每日漫无际涯的变化，累积出乡村生活、人世间的沧桑沉重。相对于那些卷帙浩繁、结构宏阔的乡土叙事，贾平凹诚恳、朴实地选择简单的单向度的线性叙事结构，非作家经验化的生活的自然时间节奏，没有刻意地拟设人物、情节和故事之间清晰、递进的逻辑关系，也不张扬生活细节后面存在的历史发展的脉络，只是平和地、坦诚而坦然地形成自己朴素的叙事，叙述本身也较少对当代乡村及其复杂状貌的主体性推测与反思性判断。细节的琐碎既构成生活的平淡或庸常，也构成了生活的真实。
也就是说，在《秦腔》中，小说的故事，始终保持着线性叙事时间的完整性，表面上看，大故事的结构，并没有被叙述任意地“切割”，虚构似乎完全隐蔽在再现、复现生活的技术中，隐蔽在人的存在、人与存在的关系乃至生活的细部和肌理之中，而且，它完全是自己呈现出来。所以，在《秦腔》中，乡土生活是较少戏剧性的，小说故事的叙述结构基本上就是现实生活中“事件”的结构。整个叙事结构的组成，丝毫不依赖冲突和巧合，叙述的逻辑起点和不断延展的依据，则是生活和存在世界自身的逻辑和规律。这样讲并不武断，因为，它的叙述从头至尾是坚实而经得起推敲的。叙事同时依赖未被“顾及”的生活本身的“空缺”所产生的魅力，而不是那种偶然性累积起来的某种脆弱的巧合机制，进一步激发人们的阅读想象。并且，叙事也避免了因那种密不透风、不停顿地延展而破坏故事本身应有的张驰。也就是说，生活没有僵化在某种固化的小说叙事模式里，而是呈现出其原本的形态，令阅读者徜徉其中，不断慨然兴叹、恍然所悟。无疑，回到生活的原点，使贾平凹真正打开了新的文学叙述空间。
《秦腔》的文本形态和美学风貌，我们可以谓之叙事中的“生活流”。实际上，这样的叙事形态，在中国当代小说创作中并不多见。若从所谓写作方法上界定，它很容易被置放到“自然主义”的窠臼之中。在此后，贾平凹分别于2013年、2018年又写出了长篇小说《古炉》和《山本》，基本延续着这样的叙事策略和美学风格。我感到这几部长篇小说，从贾平凹整体创作而言，叙事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小说故事的叙述结构往往就是现实生活事件的结构，它的组成并不依赖冲突和巧合，叙述的依据是生活和存在世界自身的逻辑和规律”[1]，如此说来，就不仅仅是小说叙事学层面的问题了，其中蕴含着某种哲学的视界。
在这里，我之所以重提贾平凹的长篇小说《秦腔》《古炉》和《山本》，不仅因为王跃文的这部《家山》在叙事形态上与前者非常接近，更重要的是，这几部长篇小说体现出一种不谋而合的、近似的叙事美学风貌。《家山》的叙述，深深地呼吸着地气，紧紧地贴着人和自然的原生态，文字切入存在世界的肌理。确切地讲，王跃文深掘“形而下”世道人心的隧道，描摹人在自然与社会、国家与家族的多重网络之中，以及人的存在状态在这个网络的限制之中的不断调节。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矛盾，在家族、社会变革、乡土文化演变过程中相生相克，此消彼长。我深切体会到，《家山》的文学叙述，显现出作家自觉建立起来的“感觉结构”。这种所谓“感觉结构”，就是植根于生活本身的“全息”深层结构。可以说，这个“结构”源于作家对个人经验的处理，也发生于被重新唤醒的作家个人记忆。当然，个人记忆在叙事中“重组”，极大地强化了对历史、人性景观的描述能力，主题意蕴也由此呈现出包括精神深度在内的“复数性”价值。一部家族史，在被重新梳理、追忆和重构中，愈发清晰。从追忆、重构、反抗遗忘的角度感知生命在沧桑岁月里的沉浮，生死歌哭，不仅可以扫除某些附丽于生命本体、社会历史之外的虚假表象，更能够直接接近人性、灵魂基本的、核心的层次，令我们大有“别梦依稀”之感。进一步说，王跃文较少对于生活进行净化、纯化，而是在文本中始终让人生活在各种各样鲜活的关系之中。可以说，这其中的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那种能够在四通八达关系中相互关联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共同呈现出乡村社会里从个体到整体的生存意识、生命意识的觉醒，以及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环境里人性的复杂性。《家山》里，前辈的“前世”经历，家谱上的名字，无论辈分，无论性别，仿佛魂魄犹在，伴随着陈年的光阴流水般无法止息的生命印迹，在王跃文的笔下重现，时光正在以某种自为的状态，缓缓地流淌、倾泻，每日漫无际涯的变化，沉淀出乡村生活的沧桑与沉重。我感觉，《家山》与《山本》，分别构成了“湘西”和“秦岭”的世纪叙事。面对《家山》这样一种没有高潮但处处生机的“慢叙述”，我不由得涌动起探究王跃文叙事动力和写作发生的强烈冲动。在这里，“日子”被写长了，俗世生灵的生生不息的存在，与大历史“对冲”演绎出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也呈现出了乡村的逐渐苏醒。我们看到一个宗族及其谱系，其中的每一个弱小和卑微的个体生命，在大历史的风云际会中，已经或可能释放出来“山”一样的生命力量。显然，王跃文格外注意考量家族的盛衰与国运之间的隐秘联系，包括乡村世界里生命的暗角。可以说，半个世纪以来的家学传统和乡村习俗，恰恰是几代人之于家国关系、时运境况以及相互关联的重要元素。无疑，《家山》是一部广阔的、浩浩汤汤的河流般的作品，故事、人，都仿佛从历史的深处渐渐浮现，一切尚未冻结和凝固，这是对过往的一次回望、探寻、沉淀，家国的记忆同时被重新找回来了。对此，我们也可以将其视为一场深情的奔赴。王跃文对历史的关怀是如此深沉，而他表述的方式又是如此的朴素、从容和含蓄，不能不让我们细思他在文本中的寄托和沉浸。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王跃文的精神激流和心理走势，他比以往更加富于情怀，更加沉郁感伤。可以毫不讳言地说，这是我读到的王跃文迄今最好的作品。十余年来，他悄然地探索乡村世界中人与社会、人的生态的暧昧而浑然的处境，对家乡文化和礼俗的关怀，以想象回归在个人记忆中行将失去的母体，赫然提醒我们远逝的时间之流。这里，矗立的是一个宿命的“家山”，一个沉重的“家山”，也是一个有传统、有秩序、有撞击的在沉默和压抑中抗拒衰朽的苏醒的“家山”。《家山》，并没有像有些“乡土叙事”那样信誓旦旦地要为历史作证，而是为大历史记忆中“旷野的微光”作出遥远的述怀。他的叙事语境和情境，除气势上的沉稳之外，体味乡土世界的生活的眼光，不断地做低空盘桓，竭力去理解生命、命运及其存在价值。因此，王跃文将我们带入貌似绵长、略显荒寒的时间向度，让我们细腻地咀嚼乡村、乡土、乡情里的生命况味。这些，都深入地体现着王跃文的文学叙事伦理。无论是大时代背景下乡村的微澜，还是乡土世界的奇诡或人性盲点，都嵌入到《家山》细腻的文字里，同时，让我们感悟到这个村镇，以及一个个家族的生生不息的力量，这是一种“再生性”的记忆与书写，让“家事”重新回到历史的纵深。
二
从这部近六十万字篇幅的《家山》中，我们看到王跃文超强的从整体到细部的表现俗世的能力。我相信，一个作家的成熟，必定要体现在他以积极入世的态度，对自己表现生活和人性的角度、方向、方式的选择上。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王跃文叙事的耐心和精神的膂力。他从容地书写大历史风云变幻中生命个体的沉浮，对社会生活层面做出深刻的揭示，对题材进行深度解析和组织编码，从独特的角度寻找题材所包容的审美价值和精神容量，在漫长的叙事中对生活进行渐进的梳理、归纳。这种“归纳”在文字中不断延展的过程，使得那些瘫倒在地上的血肉，在时间、时代生活的飓风中变成能站立起来的骨骼，呈现出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文本正文前附着的那张家族、人物关系表，罗列出“陈氏”大家族的三老四少，代表着芸芸众生之于农耕与自然、乡土与社会、历史变动、人事沧桑、悠远的往事与现实骤变。每一个家族成员的角色、位置和相互牵动着的生死歌哭，都透射出“家”之于“国”所担当的沉重、沉痛的负荷。自然与人为的种种压力，经年累月地生成包含极多人情世故的线索，在王跃文的笔下或浓郁，或冲淡，皆丝丝入扣，令人难以释怀。王跃文无意对这些小人物做自然主义的观察和烛照，但人物行为常见浪漫和神秘的光泽，所述故事也时时笼罩着朴素的历史辩证。
王跃文十分清楚，这样沉浸于古老乡村的文学叙事，惟有念兹在兹地心系“家国”，亲近而不疏离，由近及远，由远而近，一切才不徒然和空泛。“沙湾”的故事是过去的旧事，是虚构的事，却不是虚构的世情。七八十年前，沈从文曾经以《湘西》《湘西散记》《长河》《边城》《石子船》等一系列文字，深情描述故乡的山光水色之魅，人情风貌之美，充溢着无限留恋的绵绵乡愁。王跃文承传了自己前辈的文韵挚情，延伸了原乡想象的灵魂路径，续写乡土的奇观异象。那么，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次奇妙的因缘际会，也是对乡土或“湘土”的重新雕塑。
我觉得不应该将《家山》简单地视为一部所谓“家族小说”“史诗性文本”，也不能轻易地将其归类为“民间叙事”。其实，这更像是一部具有沉实、厚重内蕴的“地方志”。说它是“地方志”，并非意味着强调文本的“记事”“本事”“档案”的功能和价值，作家是在一个更自在、洒脱的叙事空间里试图写出浩瀚大历史中的乡土生活流。民生、民俗，乡村、乡野，以一种自然的形态从文字里逶迤而来，表面看，日常没有惊雷，但暗流涌动，在巨大的时空间隙中，各种生命形态，各种生命力量共同搅动着人间烟火，生生不息。《家山》这部小说，启发我们从另一个维度来理解叙事的“史诗性”及其意义。一方面，小说里的故事、诸多事物和人物，都凝聚着作家对过去历史的诸多诗意想象，从生活的最细微处折射、反映出那个时代生活的深刻底蕴，让我们在今天真切地感受到历史的巨大投影；另一方面，叙事完全摈弃了理想主义的写法，而是让我们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感受到一个消失了的时代的脉息，使那些隐匿已久的历史光影，构成一个大的寓言，成为一个历史的镜像，举重若轻地标识出大时代里的生命伦理刻度。实际上，当代作家的写作，近些年在所谓“史诗性”呈现上，已经表现出巨大的困难。叙事文本中语言的隐喻性特质更显困顿、模糊。但是，王跃文似乎很清楚如何应对历史题材叙事的自我局限性和可能性。我想，这样的“史诗性”，并没有局限在“沙湾”，更不是盘桓在“佑德公屋里”“逸公老儿家”“祠堂”的空间，而是深藏于每一位沙湾人的心理灵地。
世界在每一个人眼里都是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它作为整体在作家的逼视下或扩大或缩小，神秘的并不是世界缘何是怎样的，而是它是如此这般的。显然，王跃文竭力在历史的徜徉中，以自己的哲学给我们勾勒、深描出他所感知到的世界的最基本图像。而且，我能够感觉到，他还试图在这个世界中建立一个有自身秩序和逻辑的时空场域。无疑，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而不是事物的总和，但是，个人逻辑空间感知到的事实和想象，不一定就是世界的全部。或许，惟有读罢这部厚实而诚实的《家山》，方可越发清楚这个道理。
具体说，《家山》叙述的故事时间跨度是从1927年到1949年，叙写南方乡村“沙湾”数百户村民，主要是陈氏家族近半个世纪以来的兴衰起伏。表面看，叙事生发、存在于一个封闭的文本结构里，其中陈氏家族的百余号人物，男女老幼，喜怒哀乐，俗世之象，道德伦理，尽显“原生态”的乡土本色。虽然，小说并没有描摹、营构传奇，“本事”书写沿着线性的时间坐标重启记忆之门。但是，我想，现在重述百年前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风雨雨，写作主体意欲彰显的，是否既遥指时间的逶迤，也暗含历史之谜的偈语？换言之，王跃文为何要写作这样一个大部头的长篇？而书写古老乡土究竟如何才可能出新？近些年的所谓乡土小说，少有凸显世情驳杂，道出民生、人物心事之作。但《家山》却突破了乡土写作的瓶颈，呈现出新的历史洞见与美学魅力。
《家山》里的人物大多其来有自：“桃香的原型是我奶奶”，“伯父王楚伟，化为《家山》中的陈齐峰”。[2]可见，族谱里的人物，已经一个个走进了《家山》，可谓个个有来源，人人有着落。他们历经军阀混战、国共合作、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在大历史的烟云里，经年累月，春种秋收，四季轮转，儿女情长，烟火日常，大历史的风云跌宕进入每个人的内心。在这里，家族的繁衍生息，代际的赓续，不可言传的隐痛，聚焦在故事的背后。这个叫“沙湾”的村落不仅自身承载着古老的往昔和风云激荡的当下，还在很大程度和意义上为国家负担着诸多有形和无形的使命。家族的传承和赓续，是乡土文化的传承和递进，也是指向民族未来的路径。乡村世界这个“超大文本”，在许多时候是模糊的，甚至是难以理解的，因此，对于它的回首与展望，最好的选择就是从人入手，从每一个生命个体出发，考察、考量乡村的秩序缘何成为秩序，关系缘何成为关系。很显然，《家山》呈现的历史叙事的方向及其叙事伦理，都是由家族里重要人物的人生选择和取向决定和实现的。“世道在变。外面的世界变得快，还会变。”“早都改朝换代了，还要变到哪里去？”修根和齐峰父子俩的简短“对话”，道出了乡里乡外的动荡命运。齐峰、劭夫和贞一们，正在改变着一个庞大家族的精神选择和前景，而且这一代人已经身体力行地与整个社会和时代对话，“离岸”乡里和家族，最终彻底参与到时代剧变和革命潮流之中。
同时，我们能够意识到，王跃文的叙事有着清晰的伦理、道德边界，写作主体没有丝毫虚幻的玄思，而是通过扬卿、劭夫等人的作为，更深入地开发、启迪民智。并且，王跃文重视、强调叙事表现乡村生活和人性的深广度，从而建立起叙述内在的坚硬的情感结构。
我们看到，“沙湾”陈氏家族及其若干分支，枝蔓横生，盘根错节，彼此或咬合、勾连，或若即若离，他们在如此长的岁月和时间轨迹中，都还是相互沉潜于无形的精神维度。“佑德公”和“逸公老儿”家族两脉，基本上构成小说叙事的主脉。这两位望族的“掌门”“族长”，因其德高望重的威望、伦理承载力，在整个县、乡、村里享有至高地位和影响力。佑德公和逸公两位“老儿”，仿佛是这座“家山”磐石般的底座，呈示出无法撼动的定力、凝聚力。他们的思想理路和基本伦理范畴，都十分接近中国传统思想中素朴的核心范畴，即具有人的道德内蕴和“骨、气”之韵以及人格操守。在这里，虽然王跃文并没有将“佑德公”和“逸公老儿”奉为人格楷模，但他的确有意将两者人物性格中的“动”“静”及其辩证关系彰显出来。虽然，佑德公也有“乱世，苟全性命最要紧”的生存哲学，但是，他仍存风骨而不失活气，朴素守拙又顺应天意，也显示出乡土世界中的仁爱宽厚，人性的隐忍和容纳性品质。面对劭夫和贞一兄妹两人的投笔从戎，佑德公比下一代更懂得家国之间“忠孝不能两全”，但他对世相和时代仍然存有极大忧患和积虑。“佑德公听了，重重地叹气。心想，全沙湾村都没到两千人，那么多青壮劳力成年趸日扛枪杀人不做事，天下哪来好日子？”就是说，佑德公及其后裔的现实选择，已成为牵动、贯注世情和亲情的主线。两个家族的价值伦理取向虽各有不同，一族为国，一族为家：佑德公的儿子劭夫、女儿贞一，最早离家，投身革命，开始戎马生涯。但他们始终与“家”保持着血肉相连的血缘、精神依存。劭夫最早投笔从戎，置身于变动不羁的大时代风云变幻之下的潮头和革命旋流。他是潜伏于国民党军队的共产党将领，沉稳干练，智慧勇敢，深怀赤子之心，担当着振兴家国的使命。而他和妹妹贞一通过返乡，践行孝心孝行，维系家族血缘，建立起外部世界与县里、乡里之间的政治、军事和文化联系。“逸公老儿”的后代扬卿，留学日本归乡后，学以致用。他大力兴办教育、献身教育，兴修水利，改化民风民气，兢兢业业，造福乡里。可以说，他已然成为“沙湾”以至整个“乡里”的精神、文化先声。他对乡里诸事的大胆想象和改革实践，充分显示出其情怀和魄力、能力。虽留洋归来，同时研习西学和传统文化的精要，但是，他执着持守乡土，分明是从事着另一种意义上的革命。齐峰的形象，与劭夫、扬卿相比，更具有神秘性、立体感和多层次感。这个人物的存在，使得整个叙事具有很大程度的灵动性。齐峰有着极强的革命自觉性，是“有大抱负之人”，他在乡里乡外的“游走”和乡情疏离，在沙湾人看来不乏吊诡、神秘，却喻示着革命者的另一种飘零和孤独。
不仅在沉浸于《家山》世界时，更是在阅读后的掩卷沉思时，一系列的问题会在我们的脑海中奔涌而至：我们在这部跨时空的追忆和叙事中，可以获得怎样的启示？能够发现当代乡土社会怎样的精神之痒？沙湾几个家族的人们，以怎样的个人史构成对大历史的呼应和烛照？当代乡土书写所要发掘的终极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抑或，我们长久追问的“乡关何处”的精神端口在哪里？在我看来，贯穿全书的核心人物劭夫、贞一、扬卿和齐峰，他们的情怀和精神的根系，无不扎根于故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不妨将《家山》称之为“新寻根小说”。乡土就像是生命停靠的港湾，既是人们的“来路”和“出路”，也是他们的“退路”和归属，是“出发地”也是“回返地”。人们可以在这块土地上谋生、建设、疗伤和休整，人人都与“沙湾”有着物质、精神和心理的共振、交集，与乡里亲情永远有着相互帮衬、援助的责任与义务。那个年代，在乡村这个相对自治的社会，没有经济层面的阶层区别，农耕社会“血缘高于一切”，惟有依赖血缘的坚实维系，每一代人才可以在这里扎根，所以，每一个人几乎都能够在家族的庇护下获得安全的心理归属感。像劭夫、贞一和扬卿，可谓新旧兼济，虽然他们接受了新思想并投身革命，但是仍恪守着数千年的乡土规矩，不断回望、回到乡土。这才是对生命根系的维系，也是作家情感在乡土中的沉淀。我们看到，即使五疤子这样的曾经逃避从军的“混世”者，也终于醒悟，走上革命道路。当然作家也藉此暗示历史、乡土和个人主体的诸多缺憾。在这个意义上讲，“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在这个古老的乡土世界就显得更具有别样的内涵。
哪怕重新打量和整饬历史和时代的心理、精神残骸，找回家族和历史的记忆，反抗遗忘，都是一次深入发掘，一次灵魂释放，一次对于历史的重新构筑。“乡村中国是最大意义上的中国”[3]，从这个角度看，小小的沙湾，就不仅是若干家族的繁衍之地，更是展示民族深层气脉的灵魂道场。
三
倘若从大隐喻、大寓言的角度考虑，“家山”的涵义可见一斑。《家山》的隐喻义，明显超越其现实主义叙事的承载量。看得出，王跃文以工笔描摹出乡村俗世生活的绵密，叙事的黏稠度堪比贾平凹的《秦腔》和《山本》。《家山》自有属于它本身呼之欲出的应有之义，我感到《家山》里的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4]。因此，叙述就变得更为洒脱了一些。整体上看，叙事既有日常性，也有传奇性，而浓厚的“世俗性”，更能彰显一位小说家的“诗性智慧”。王跃文的小说世界里，无论是县一级官府，还是乡里、保里等最基层设置或社会元素，它们与真正的民间相互之间藕断丝连、盘根错节。于是，乡村俗事，家长里短，赋税征缴和兵役种种，家事国事形形色色，念兹在兹地呈示、敷衍开来，整个乡土世界得以充分展开，形成一个巨大的生命之场。那么，如此这般地展扬俗世俗事的意义何在？在中国乡村这个“官体结构”里，最难梳理的是诸多事物之间的文化关系，其中，政治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人的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的矛盾，在乡村文化、政治的对立中更显尖锐，在对立中也就更显复杂性。《家山》所表现出的强大的家族气势、气韵，表明了与社会整体结构的某种制衡。但是，看上去，王跃文并没有完全以个人视角对复杂的存在先验地作出界定，而是十分清楚这个庞大的乡村世俗是活生生的多重存在，因此，他似乎在竭力摆脱以往“乡土叙事”的若干套路，尽力以一种“平视”的目光书写乡村这个庞大之“象”。这个大“象”，是由无数绵长、舒缓而细密的乡村日常场景构成，就像一幅“清明上河图”的长卷。而“象”背后更有着一个“意”，“意”中饱含着强大的、新的历史力量。在此，“大叙述”逻辑已然消隐，王跃文所执着的，应该是一种新的历史观念。
极力地呈现这个“象”与“意”形成的张力之“场”的元气、习气和生气，正是《家山》想极力铸造的浑然之境。这些，很自然地在叙述中或悄然或焕然地呈现出来，弥散在字里行间。乡土“沙湾”，既没有丝毫的矫情和抑郁，烟雨迷茫，也并非万里无云，只顾无风之树的轻逸。充分地呈现驳杂又包容的世俗情怀，倒是让“树欲静而风不止”的原乡情境，得以淋漓尽致地彰显出来。这些，也成为王跃文孜孜以求的原乡叙事伦理的驱动力之一。从一定意义上讲，叙述就是一切，整部作品难见作家另有审美之外的诸多功利心，而文学语言特有的诗性功能，正是《家山》所刻意追求、刻意求工的形式美学的自觉努力和自我期许。
或者可以说，文学性和“道德感”，浓郁的民间气息，也是文本能够实现“家山”本义和品质的重要因素。而且，王跃文的世俗观也在文本叙事中非常清晰地呈现出来。这主要在于，他给我们描绘出一个乡土世界“自为的空间”。这是一个浮世绘样态的空间，是一个活生生的、结结实实的存在。几代人在这片土地生生不息地绵延，男耕女织，孝顺长辈，养老送终，生儿育女，繁衍后代，按着世俗的说法：“中国是经历过许多大灾大难的国度——从‘春秋无义战’到‘五胡乱华’，从无数宫廷政变到频繁的农民战争……何以‘苟全性命于乱世’？何以平平安安过一生？确实很不容易。”[5]但是，很显然，这并非《家山》这部小说叙事的终极目的。或许，乡土的匹夫父老可以充实世俗的声光色相，而文本结构里最终还是要建构出一种人文境界。这种境界既不规避周遭世界的嘈杂和变异，也不刻意加入后设情境，率真地书写，没有迁就、规避冗长中的松懈。我们看到，《家山》即便是对乡间婚丧嫁娶的场面描绘也格外精细，这些乡里的“大事件”，也能够让叙事直抵乡土的本然形态。
可以说，《家山》没有着意于诸如“苦难”“革命”“乡土中的粗鄙”“血泪情仇”“暗讽时政”等流行的乡土元素，而是用革命、爱情、婚姻等元素呈现深广度。在这部小说中，“革命”总是隐藏在乡村故事的背后，不断激发起乡村自为状态或常态的动荡和“失态”。齐峰、劭夫、扬卿等人事业上的坚定、执着，让沙湾几十年极其不平凡的乡村流年底蕴变得更加厚重。应该说，《家山》里的“家山”是“重”的，不仅是沉重的，更是负重的。王跃文的感喟自在其中。革命与历史，革命与家族，人性的善良和顽疾，统统在王跃文的记忆中重组，落实了往事的妙微精深，没有虚妄的幻想，而是以“沙湾”为中心，提供了1920年代至1949年代最重要的历史空间。因此，若是从革命与历史叙事的层面讲，这个“家山”的意义和价值，也实在是要重于泰山的。
另外，能否在叙事上开创新意，想必也是王跃文从构思到完成这部作品始终的情感诉求和精神牵挂。但他在行文时还是执意选择那种自然的时序，结构上也没有任何形式主义美学的扩张。王跃文的文字平淡隽永，从容不迫而少见机锋，更加彰显出其朴素、朴拙的才情。诸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场景，不断被文字轻轻地点染，似乎在一种很缓慢的流淌的时间状态里逐渐生动起来。俗世化与抒情化、史诗化相互融合、交织，这是并不矛盾的美学选择。当然，极简的白描，更能显露出作家的文字功力，发散出叙述本身的力量。可以说文学性是王跃文《家山》整体性的追求。尤其叙述语言，这种区别于任何其它语言的文学语言的本质特性，是使得文学成为文学的重要标志。《家山》悉心将我们引入文本的语言本身，刻意地引向音韵、词汇、句法等形式因素，形成“王跃文式”的乡土文学变奏曲。
现在，或许我们会愈发清楚究竟是什么力量，激发出王跃文的创作力和潜能，以竭力打破创作视野的局限。对于厚土的爱恋，不断地被内在的激情所撞击，使他描摹出人、事、物、自然、风俗等乡村日常生活形态。前文已述，王跃文这部《家山》，乍看起来颇能呼应贾平凹那几部杰出的长篇巨构，但两相比较而言，从《家山》所呈现的叙事情境中，更能见出枯涩和孤寂的一面。这绝不仅仅是美学风格层面上的差异，更是数百年来人文生态中鼓荡着的“元气”使然。湘西“沙湾”的人文场域和地理视景，荒僻山乡既有的愚顽、不乏僵滞的习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亘古难变的卑微乡村的奇诡，似乎比历史更加周折、复杂，构成乡土世界的小史。倘若以人文的温度冲破古老乡土的鬼魅阴影，也不啻是作家深深植下的自我感喟，以那种自由自在的审美风格，去捕捉大历史背景下的断壁残垣，始终保持着深描、镌刻细部的愿望和冲动。小说以坚执而朴拙的叙述，重视社会的构形与历史、时间的推演，叙述力求贴近民生的真实状态，拒绝单一的价值判断，对“民间社会”的整体性把握，容纳乡土世俗世界的千奇百怪，在粗粝中得细致，且实属止于其所当止。其实，这样的写作，看上去并不陌生，但却知易行难，其行文大巧若拙，沉潜日常，没有丝毫矫情，隐而不彰，于无明中见光彩，这正是那种需要狠下功夫的技艺。当然，这也是《家山》叙事以平易美学取胜的关键。所以，这部《家山》，让我们产生了对乡土小说更加长久的期待。
“只有实事求是地把审美活动看作生命活动系统中的一种自我鼓励、自我协调现象，才有可能破解人类的审美之谜。”[6]我相信，王跃文就是这样一位将审美活动视为生命活动的作家，他在这次自觉的与自己以往“驳杂”书写的审美“断离”之后，业已实现文学叙事的一次自我“摆渡”，完成对其小说创作行旅中的一次最大挑战。这不仅是他赋予家乡的一个新的意义，而且，让更多的人们懂得了文学视域内外“乡关何处”的精神气度和灵魂归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