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山》，王跃文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跃文在中年“变法”后，作品题材有明显转向：由早期的政治生态转向社会历史、都市情感、乡土人文，极大地拓展了创作视野。文学是人学，作家对人性的洞察和剖析，应当兼顾起批判阴暗与歌颂光明这两个方面。就王跃文而言，在坚持长期批判“现实的真相”之后，他开始更加注重书写和追求“善”与“美”，特别是中篇小说《漫水》斩获鲁迅文学奖后，我们惊喜地发现，王跃文笔下“诗意的乡愁在日复一日的寻常生活中跃然纸上”。以故乡大湘西地区为底本，他在乡土叙事中高举起浪漫主义大旗，搭建起传统审美视域下的“世外桃源”。
基于此，暌违数年后，王跃文新作《家山》甫一面世即引发各界广泛关注。这部描绘“一个民族的生生不息”的长篇小说，聚焦一个名叫“沙湾”的南方村落，以该地陈氏家族五代人从大革命时期到解放战争胜利以来的经历为主线，将旧时代惊涛骇浪、风起云涌的民族抗争史，以极富诗性的叙事节奏悄无声息地融入一村一隅、一人一事的现实悲欢和命运离合之中，将20世纪前50年中国历经磨难、涅槃重生的历史车辙印拓在沙湾这一方充满诗意的乡土世界。
一、对农耕文明和乡土人情的诗性书写
《家山》在叙事上有一种“诗性”倾向，既不严格遵循线性逻辑，也不刻意营造复杂激烈的矛盾冲突。对于乡土中国的描绘，如果说《漫水》是“枝叶管窥”，那么《家山》就更像是“全景临摹”，它以大时代为背景，又以小人物贯穿始终。它所记录的20世纪前50年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改天换地”的重要时期，然而在轰轰烈烈的革命与战斗背后，对中国广大乡村而言，父老乡亲们世世代代坚守的传统、生生不息传承的根性，仍然有其赖以生存的土壤——数千年农耕文明孕育出的质朴的乡土人情。
一方面，来自土地的深厚羁绊，造就了乡人通过辛勤劳作实现自我价值的朴素信念。
农耕文明将人紧紧地拴在土地上，亲身劳作无疑是确保生存的不二法门。《家山》中的沙湾人和中国大多数农民一样，面朝黄土世代耕作，全村无论是有田有山有房有产的“高门大户”佑德公一家，还是“原住民”朱氏家族代代单传“势单力薄”的朱达望一家，无一不是终年劳作、辛勤耕耘。这里也有“地主”和“雇农”，不过改叫“田业人家”和“佃户”，而且两者之间虽有贫富差距，但并无尊卑之别。沙湾人以勤劳为荣、以懒惰为耻，佑德公家大业大还身体力行“耕读传家”，几十年始终坚持亲自“犁田、耙地、箍粪桶、打草鞋”；前清举人、辞官归乡的逸公老儿，身体硬朗时也是亲自下田耕种；四跛子陈修权祖上是有钱人家，但当家的女主人“一身补疤衣”被上门的米贩子认成帮工——“穷，不怕，就怕懒”“世上没有勤死的人，只有懒死的人”，只要是“能勤”的人，都能得到沙湾人的尊重。
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沙湾“地方气好”，乡亲们既热心又仗义。为了不误农时，除了请长工，农忙时节家里人少忙不过来的，也可以临时请人帮工。这个时候即便是平时以“尖小”闻名乡里的陈修根家，也要大大方方招呼帮工们一桌好茶饭，“打禾是重事，饭要喊人家吃饱吃好”——这是沙湾人对辛勤耕作、诚实劳动的衷心尊重。
另一方面，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秩序维护，需要“领袖标杆”的示范带动。
乡土之于乡人，不仅是耕作之基、收获之处，更是生长于斯、老死于斯的家园故土。乡土中国作为典型的熟人社会，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集体之间都有着千丝万缕的纠葛。特别是在血缘、亲缘、地缘深度融合、犬牙交错的宗族内部，生长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要接受来自大家族的审视和评价。
“沙湾陈家自祖公老儿起，分作五房。……敬远公手上第三回修家谱，派字往上数五代，往下排到三十二代。叫作：福贵昌隆，家声远扬；修齐有本，锡庆延长；怀组崇善，世代辉煌；威振华汉，烜耀东方。”从陈氏“派字”中，我们不难窥见其世代相传的家风家训——既有先祖们穿越时空、福泽后人的热望与期盼，又有中华民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永恒追求。也正是在这样传统价值观的熏陶下，沙湾出现了佑德公、陈扬卿、陈齐峰等“光耀门楣”的乡间贤达和能人志士。
佑德公陈修福是沙湾的“门面”，虽然按照当时五代人“远扬修齐有”的辈分排序，他只是陈家“中不溜”的修字辈，但几十年做人做事的好口碑，让他成为实打实“德高望重”的乡绅乡贤，整个沙湾乃至全乡、全县，重要规制的制定、执行，重大事件的应对、处理，无一不请他出山坐镇。作为沙湾实际上的精神领袖，佑德公虽无一官半职，但始终以护佑沙湾百姓为己任。面对和舒家坪的新仇旧怨，他私下拜访舒家坪的桂老儿，由他们两位老者暗中发力化解冲突，防止两村青年再酿血案；面对白色恐怖，他甘冒风险，毅然决然安排部署，转移营救村里11户50多口红军家属免遭国民党疯狂屠戮；面对洪灾毁田无收、衙门强征税赋，他不再做“自封投柜”的纳税楷模，而是痛斥苛政，敢于斗争，“带头抗欠”。佑德公是沙湾“仁义”的化身，他深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熏陶，但绝不是迂腐守旧的封建卫道士，也不是冥顽不灵的宗族大家长。他关心时事同时也心系乡里，他愿意带头遵规守纪，也敢于率先对抗不义，面对种种复杂的政治局势，他没有过多纠结思虑、权衡利弊，始终秉持“不害百姓”的宗旨，这无疑是一个带有理想色彩的中国乡土精神领袖。
陈扬卿原本是沙湾的“异类”，他年纪轻但辈分高，从日本留学归来后“除了尽孝便是读书，别的万事不揽”。他常年坚持写日记，“只记所见所闻，不记所思所感”，但在沙湾与舒家坪械斗血案发生后，他还是忍不住写下“乡民愚昧，可叹可悯”。马日事变后，新县长李明达推心置腹的一番话令扬卿重新审视沙湾、重燃奋斗热情：“我们不能等到天下太平才做事，而要为着天下太平去做事”。此后，扬卿打背包、着草鞋、提长剑，不辞辛劳跑遍全县，克服万难在竹园修建红花溪水库，“把设计师、造价师、施工经理、质量监理都做了”，为多个村庄破解了灌溉难的发展困局。“沙湾挨近县城，算是稍为开化的地方，却仍是愚昧。”扬卿深感民众教育任重道远，又义不容辞承担了办新学、建村小的重任，他自认“我们都是极平凡的人，多为乡下这些孩子们发发光吧”。在办学育人的过程中，他不仅邂逅了自己相伴一生的贤妻史瑞萍，还为沙湾培养出了朱克文、陈修岳、陈修碧等新一辈能人义士。无论是兴水利还是办村学，扬卿始终坚持不拿政府薪资，“做好了，向政府交差；没做好，也问心无愧”。如果说佑德公是“仁义”的，那么扬卿就是“侠义”的——侠之大者，不计得失、不问前程，为国为民、肝脑涂地。他是游侠，游历中外，遍览苍黄心系生民；他是豪侠，结交诤友，一诺千金九死不悔；他是武侠，利剑傍身，不惧险阻开山劈石。
陈齐峰是点燃沙湾革命进程的“星星之火”。大革命失败后，中华民族危机重重，然而对沙湾人而言，只是“京城的皇帝老儿换成总统了”，县衙门变成了“县政府”，大家仍不习惯改口。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队伍不断壮大，沙湾进步青年陈齐峰作为农运骨干，在长沙屠城事件中死里逃生，白色恐怖之下，他强忍悲痛受命回乡重建党组织。随着他的登场，红色基因和革命思想开始浸润沙湾地区。作为地下党，齐峰谨慎隐蔽、韬光养晦，他明里在圣庙学校教书并担任乐输委员协助县政府催收税赋，暗中却运筹帷幄成立“抗租抗税自卫游击队”，组织农民暴动，利用县政府办的壮丁训练班安插共产党员受训。齐峰不惧风雨如晦，始终严守秘密、顽强斗争，然而不明真相的沙湾人只道是“南边山里又起强盗了”，齐峰的父母妻儿也只埋怨他成天在外跑、常年不着家。直到国民政府故意抹黑齐峰、散布他的“死讯”，佑德公迫不得已公开“转移红属”的内幕为齐峰正名，父老乡亲才恍然，原来看似“不磊落”的齐峰，实则肩负“大义”、心系苍生。当了一辈子道士的父亲问齐峰：“你不信佛不信道，到底信什么？”齐峰忍了半日才说：“我信的，不在皇土之上。”在他手中，地方农民武装从“抗租抗税自卫游击队”到“齐天界人民解放自卫队”，再到“湖南人民解放总队湘西纵队”——“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仁义”处事、“侠义”为怀、“大义”奉献，这既是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的“治理法则”，也是沙湾这方充满诗意的土地赋予子孙后代的宝贵品质，更是沙湾人在波诡云谲的时代变局中始终葆有的向上向善人生追求的“金科玉律”。
二、对世外桃源和精神家园的诗意建构
为创作《家山》，王跃文搜集了大量历史文献、方志，他钻研户籍田亩制度，考证捐税征收方式，反复往返乡间开展实地勘察，将一方水土和一群生民深深印在心中，每每写到动情处，还常常“满眼是泪”。小说中的沙湾，既是作者家乡大湘西地区的诗意投影，也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苦苦寻觅、孜孜以求的精神桃源。
首先是出尘脱俗的自然风光。沙湾在自然环境和山水风光上是符合“世外桃源”的条件的：西边是“青青的豹子岭”，东边是重峦叠嶂“没入云天”的齐天界，南边高山是万溪江的源头，江滩上是青翠的柳林，北边的山更远，沙湾人“只望得见远村的树”。陈家祠堂背后的龙王溪“绕着村子包了半个圈”，北经舒家坪汇入万溪江。龙王溪两岸长满“齐天高”的各种大树，把沙湾围得密密实实，“炊烟都望不见”。四面环绕的高山既是隔绝外界争斗喧嚣的天然屏障，也是沙湾人开掘生产生活资源的山林宝藏，从野兔野猪到豺狼虎豹，山上“叫得出名字的野物”都有。沙湾人上山，手里都会“拿家伙”，就算遇到齐天界上的老虫，也自有好“打功”傍身。
在这样的环境里，想要生存发展，就必须勇敢勤劳，而沙湾人又特别能在艰难困苦的拼搏奋斗中发现人性之善、人情之美。遭遇不公不义，他们硬气如山；若逢弱小良善，他们又温润如水。面对好斗耍狠、上门挑衅的“死对头”舒家坪，沙湾人二话不说真刀真枪打回去；而面对地贫田荒、懒惰落后的“穷亲戚”竹园，沙湾人却也长期接济帮扶，以至于“沙湾铁炮一响，竹园叫花子开抢；沙湾死人打丧，竹园叫花子讨汤”。以“打功”闻名乡里的沙湾第一“硬棒人”放公老儿，跟孙子唠叨最多的居然是“越是有打功的人，越要有忍让之心。你敌得起人家十闷棍，人家敌不起你一拳头”。沙湾山多树多，但沙湾人并非什么山都上、什么树都砍：豹子岭是佑德公和逸公老儿的私产，青松界是族上坟山，还有些零星山头是有主的，沙湾人守规矩，不动禁树、不砍私树，直到佑德公发话“豹子岭上的杂木柴，哪个想剁就剁”，人们才规规矩矩上山捡柴、砍柴。
其次是古朴生动的语言体系。沙湾的“原型”是大湘西地区，沙湾人说的也是南方方言，除去独特的湖湘韵味，这些语言还充满古韵，极富生活情趣。例如对人的称呼，妻子是“阿娘”，弟妹是“老弟母”，奶奶是“娘娘”，爷爷是“公公”，年纪大且辈分高的男性还可以加称“老儿”。此外，把晚说成“晏”，把闻气味说成“听”，把闯祸说成“犯夜”，感谢别人说“难为”，表达自谦说“占不得”，务农是“种阳春”，长篇大论、老生常谈是“讲冗话”，乡村日常因此而充满古雅之风。
从沙湾人的造词逻辑里，我们还可以窥见中国传统文化的浪漫精神和质朴野趣。有的词形象生动，可以“望文生义”，例如睡觉是“困眼闭”，五指张开烤火是“揸火”，外地人是“远路佬”，拐杖是“把路棍”，夜饭之前的简餐是“点心饭”，用铜钱和鸡毛做成的毽子是“盘毛钱”。还有一些词直白率真蕴含原始生命力，例如武功是“打功”，不听不理会是“不耳”，吹捧人是“捧卵包”，消息灵、交游广是“乡脚宽”，拿腔作势是“腔口高”，翘起嘴唇骂人是“日噘”，表里不一、阴阳怪气的酸话是“双双话”，无理取闹是“演猴子把戏”，就算是常用的动词也要加上更有动作意味的前缀，如“打望”“打劝”“打喊”。
语言源于生活，沙湾人还有一套完全自创的熟语“典故”体系，随时根据身边的典型人物、典型事件，提炼表达一些生活哲理。例如佑德公说“坐得黄包车，颠得屁股肿”，感叹人要摆正位置，不要觊觎和自己不匹配的待遇。“拖檐底下定规款，见不得人”惟妙惟肖地讽刺了一些人背地里假公济私的做派，让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正欲以权谋私的乐输委员向远丰“愒了一跳”立马心虚。形容事情多而繁杂、应接不暇，就说“修根老儿赶麻雀，东边起来西边落”。形容难得一见的奇事就说“陈老师穿草鞋，稀奇”。种种方言土语恰到好处地点缀在沙湾人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借由这些自然而亲切的语言，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乡村的耕作生活，更直观地考察山乡民风，更细致地分析人物形象。
最后是神秘莫测的远逝文明。大湘西作为古楚地，先民重祭祀、奉神灵，对自然界有一种原始的崇敬。沙湾人对很多事心存敬畏，村里有道士，也有佛寺，可以说沙湾人是有信仰的，但他们所信的，与其说是神佛巫傩，倒不如说是“万物有灵”，是存在于自然界的一种难以言说却又不可抗拒的规律和精神。在沙湾，遇上头疼脑热、五禽六畜发瘟犯灾，人们都会去五云寺清风庙拜“黑水公公”、讨“法水”喝。然而“黑水公公是哪朝哪代的仙君，谁也讲不清楚，沙湾人只是信”。与其说他们是信仙信神，不如说他们只是坚持“心诚则灵”。
马日事变血腥“铲共”之后，全县各处人心惶惶，佑德公为防范“煞星”，准备挑选一棵老樟树再雕一个观音菩萨。上山选树时，原本相中了一棵，却在五云寺慧净师父的建议下，改选了另一棵引蝶若干、更显“菩萨相”的。这棵最终被选中的树，原本需要两天才能砍倒，结果就在当晚，整夜无风的情况下，这树竟悄无声息地躺倒了，仿佛是知道自己马上要用来“雕菩萨”，专门提前就位了。而那棵“落选”的树，不多久树叶竟无缘无故全部落光，慧净师父解释说“树被选上雕菩萨，都是有因缘的……要是选上，又不雕了，活树会气死，干料会烂掉”。佑德公闻言大惊、心有戚戚，于是决定用落选的这棵树再雕一尊陈氏祖公像。祖公老儿什么样，谁也没见过，雕匠刘师傅于是边琢磨边雕，雕出的祖公老儿越看越像佑德公。刘师傅自有一套说法：“佑德公不像他祖公老儿，那他要像哪个？”“凡人哪个又见过观音菩萨呢？佛无定相，我们心上哪样看着舒服自在，哪样就是菩萨。”
沙湾人笃信“万物有灵”，还在于他们以平等的眼光看待一众生灵，因此很多自然现象在他们眼里更具预兆性。例如临危受命上县衙替沙湾打赢人命官司的“乡约老爷”刘桃香，她笃信“燕子进的是旺家门”，每年开春盼着燕子进门，早晚开门关窗都要留意燕子进出；“乌鸦早叫财夜叫喜，半日期间叫灾星”，沙湾和舒家坪械斗血案发生后，桃香听见乌鸦半日叫，“心上突突地跳，疑神疑鬼起来”。而且不光是对生灵，即便是没有生命的物件，沙湾人也能因着其中的某些象征意味而心怀敬畏。例如桃香的丈夫四跛子，大字不识却“见了字都敬若神灵”，每逢初一、十五都会把老屋中堂的对联擦亮，只要捡到有字的纸，“必定要放在香炉里烧掉，边烧边作揖，好比敬神”。因为他娘告诉他，字和饭都是踩不得的，“踩了遭雷打”。
正是出于对生命的敬畏、对万物平等的坚守，在遭遇两村械斗、四跛子无奈砍杀亲外甥之后，桃香夫妇饱受痛苦折磨，四跛子觉得自己“有煞气”，桃香“心上就像有杀猪刀在戳”，两口子索性将新生的儿子赔给姐姐一家。这场原本看似只能“以命抵命、血债血偿”的困局，却因桃香夫妇对生命、对亲情的朴素信仰，而得到了最温情的破解、最诗意的救赎——两家人重新变为一家人，“骨肉就是骨肉，哪里打得散”。
三、乡土家国的深刻记忆与怀想
广袤的乡村土地沉淀盘绕着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深厚根脉，在这片土地的肥沃丰沛之处，民族精神、时代精神顽强成长、生生不息；而在土地的贫瘠荒芜之处，也潜伏蔓延着腐朽落后、愚昧庸俗的旧日糟粕。《家山》中沙湾人对故乡的复杂态度，为我们全面审视乡土家国提供了更加生动直观的视角。
一方面，批判与歌颂并存。王跃文在谈起自己的乡土创作时说：“我懂得乡村的美好传统坚韧无比，外部世界自命的庄严或崇高在它的反衬下变得荒诞和虚无。”无论外界如何“变天”，沙湾人总有自己坚守不变的“老规款”。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沙湾人的“大事”不外乎婚丧嫁娶、年节守俗，以及“抵御外侮”，这当中既氤氲了文化精华，也纠葛着封建糟粕。
“依沙湾老规款，碰着外村打上门来，哪家壮丁不上阵，打完架回来就烧哪家的屋。”看似乡邻大义，实则愚蛮荒诞。作者借陈扬卿之口痛斥沙湾：“自古讲诗书传家……哪个屋里没有几本老书？如今书都不读了，逢打架就把书绑在身上当甲胄！……为一句话就打架打出人命，我听着是个笑话。”就连大方明理、痛斥不义的女中豪杰刘桃香，居然也对“老规款”不辨妍媸，强行为女儿裹足并送她去当童养媳，还给年仅9岁的儿子也接回一个童养媳。硬生生从“乡约正义的代言人”变成了“礼教吃人的刽子手”，桃香不断以封建家长的身份墨守“老规款”为儿女做主，结果“越做主，越害了儿女”。
“老规款”里潜藏着旧时代沉重的枷锁，但也满载着乡土中国蔓延千年的浪漫温情。扬卿瑞萍大婚，佑德公欣然应邀，亲题喜联道贺；佑德公自家嫁女做酒，他又专门写请帖、做封筒，呈送高邻上亲；逸公老儿告诉满脑子“科学”“民主”的小孙子，“人过日子不要凡事都问科学”，不妨不带成见地近距离感受沙湾正月里“舞龙灯”“唱大戏”“练打功”这三件大事；扬卿家中老父老母接连离世，沙湾和竹园的乡亲们感念他多年来实干兴乡的义举，纷纷自请守灵抬棺……
另一方面，离乡与返乡纠缠。王朔在《动物凶猛》中表达了对农村人的羡慕：“他们的记忆里总有一个回味无穷的故乡”，就算实际上这个故乡贫瘠荒凉，他们也可以“遐想自己丢失殆尽的某些东西仍可靠地寄存在那个一无所知的故乡”。中国人讲究“落叶归根”，对于乡土家国的文学表现，也总绕不开“离乡”与“返乡”这两个关键词。《家山》也是如此。以陈贞一为代表的进步青年们曾经因为各种原因背井离乡，又在时代更迭的滚滚洪流中，将自身命运与乡土家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以不同方式完成了各自的寻根返乡之旅。
佑德公之女陈贞一为了不像自家窨子屋里结网的蜘蛛一般“只能守在自己的网子里，到老到死”，不惜绝食抗争，逼迫父母同意她离乡求学；在长沙周南女校，她接受新思想、审视新世界，又将一股时代新风带回了沙湾。贞一的家国情怀在离乡与返乡的一次次循环往复中得到升华，她从“救自己”的闺中女儿，逐渐成长为“救乡民”的进步学生，最终历练为“救中国”的革命战士，离乡的足迹越走越远，她的思乡爱国之情却越来越浓，以至于离乡46年后，她仍想方设法从宝岛台湾回到了故乡沙湾，并决定“终老家山，不复漂泊”。
与贞一类似，投身革命的陈齐美（劭夫）和陈齐峰也是舍小家离乡、为大国返乡，他们曾为获取新知、追寻真理而离乡求索，又为了拯救家国生民于水火而冒险返乡、殊死搏斗。陈扬卿为“师夷长技”去国离乡远赴日本，战乱中匆忙归国原属无奈；离乡使他“睁眼看世界”，返乡则令他痛定思痛，下定决心实干兴乡。扬卿的返乡实际上助推了更多新进后辈离乡：他办新学，建村小，培养“新国民”，鼓励沙湾子孙不仅要“走出去报效国家”，还要“走向世界”。他的学生朱克文、陈修碧、陈有仙（五疤子）等，虽然先后因战乱抽丁而无奈离乡，但都在栉风沐雨后立志守卫家国，最终荣归故里。
中国人的家山，便是中华文化的来处和归途，这里有饱含诗意的桃源净土，也充满极富诗性的回眸瞩望。滋养了沙湾山林田园的江水溪流，感应着时代潮涌的澎湃起落，浸润了沙湾父老喜乐悲欢的龙王溪和万溪江，最终也将注入长江和东海，海纳百川，万流归宗。
《家山》看似只写一村五代数十人，实则关涉乡土中国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沧桑变迁，“再现的是那个时代的波谲云诡，也是整个中国在变乱中的浴火重生，传达的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力量”。我们始终相信，那些尊重生命、保持人格的温情，那些坚持正义、对抗邪恶的血性，那些打不断、分不开的血脉亲情，那些充满诗意的生活画卷，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将来，依然能照亮中国历史文化长廊，依然能带给中华儿女永恒的温暖与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