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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微和她的《烟霞里》

大概是2001年的冬天,或者是秋天,记不得了,我在北大东门见到了魏微。北大东门有一片酒吧,比如雕刻时光。

当时,魏微身上套着一个“美女作家”的光环,其实我见到的魏微,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她长着一张和善可亲的脸,上一分钟陌生,下一分钟就熟了,说话也得体,总之就是一个端庄的淑女形象,我肯定是调侃过她的“美女作家”身份的,她见怪不怪,哈哈哈一阵笑,就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她说的话,我一句也记不住,可她的笑我记住了,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这样的笑,不断地在我耳边响起,她的笑,是响亮的,爽朗的,透明的,毫无心机的,也只有毫无心机的人,才有这样透明的笑,笑应该是魏微最显著的标识了,我怎么形容她的笑呢?有一次,我走在圆明园里,乍暖还寒,将春未春,满眼萧索之际,突然就见一树白玉兰开了,赤裸裸的一树白花,不带一片叶子,我就想起了魏微,凡有她的场合,遇上好玩的不好玩的有趣的或无聊的,她就是这样笑的。

不久,魏微就租了房子,住了下来,与我一样,过起了北漂的生活。我们常常聚在一起,从这张餐桌到那张餐桌,从这个酒吧到那个酒吧,高谈阔论,三句不离文学,好像在为文学准备着什么。

实际上北漂的生活不是这么轻松的,北漂的文学生活更不轻松,当时的稿费标准,每千字只有五十元,最高一百元,单靠写作是很难生存的,何况还写得不多,对一个像魏微这样的文青来说,哪怕生存不是问题,还有另一个问题,存在的意义。因此,在北京的那几年,魏微都是很焦虑的,这种焦虑感逼迫着她,必须有所行动,写作或者跳楼,跳楼,她不敢,她终于写出了《化妆》。

《化妆》可谓魏微的泣血之作,还没发表,我就把我能想到的溢美之词,说了好几遍,此后,凡有人问我,你认为这几年最好的小说是哪篇?我说,《化妆》。你认为70后最好的作家是谁?我说,魏微。

不久,魏微就被当作人才,被广东省作协引进,做了专业作家。2006年,我也被当作人才,回到了杭州。

当专业作家显然比北漂安逸,就像家狗和流浪狗。文,穷而后工,或许是有道理的,在广州的魏微反而不写作了,一个专业作家,不写作,在干什么呢?我不知道。反正我在杭州也一样,好在我是编辑,不是专业作家,好像我们的文学热情,在北京早已耗尽。我们时不时地通个电话,电话一般是这样开始的,在干嘛呢?没干嘛。写东西了没,没。然后,魏微哈哈哈笑,是在嘲笑我,也是嘲笑自己,大声说,我也没有。

除了不写作,别的该做的事,魏微也没做,比如吧,大部分人都要做的一件事,结婚,她没结,另外一件大部分人也要做的事,生孩子,她也没生。她就像一抹拥有人的形状的空气,无声无息地活在广州。

已经整三年没见过魏微了,去年底,我忽然收到了她的巨著《烟霞里》,足足有平常的两本书厚,我吃了一惊,原来这疫情三年,她倒是没闲着,新冠病毒也算做了一件好事,挽救了一个作家。

现在,该来谈谈她的写作了。其实,除了写作,别的对魏微来说,都是浮云,她那么长时间不写,也是一件不可言说的严肃的事情。《烟霞里》的女主人公田庄,或许就是魏微,周围欲望横流,她也随波逐流,也出轨,但她的出轨,连手也没拉一下,就结束了,无论如何,她都不允许身体乱说乱动,这是一个少女的要求,因此,《烟霞里》是一部依然有少女情怀的小说,我不论一部小说有少女情怀,是否就很重要,是否就很可爱,但我得率先说出来,《烟霞里》是一部有少女情怀的小说。

《烟霞里》大致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田庄个人的编年史,从1970年生至2011年死,另一部分是田庄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编年史。前面部分是田庄的家,后面部分是田庄的国,合起来就是田庄的家国,再概括一下,《烟霞里》就是一部有少女情怀的家国叙事。但问题并不这么简单,从操作层面看,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魏微无疑给自己挖了个坑,一个大坑,很容易就掉进了自己挖的坑里。《烟霞里》出现了两个魏微,一个是作家魏微,一个是历史学家魏微,出现了两种叙事,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个人叙事的魏微,我是熟悉的,宏大叙事的魏微,我是不熟悉的,作家魏微,从来都是靠感觉写作的,想写就写,不需要任何准备,作为历史学家的魏微,我不知道她怎么当历史学家,给时代立传,起码要做扎实的案头工作吧,在我的印象中,她对八卦的关注远甚于宏大叙事,她居然为了写一本小说,做起了案头工作,而且还着实做得不错。对一个作家来说,同时进行个人叙事和宏大叙事,是危险的,这两种叙事,经常会互相冲突,无法进行下去,让它们和平共处,相安无事,这需要技术。她似乎在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来去自如,毫无障碍,我发现,她的方法其实也蛮简单,就是以一个女人家长里短的方式,把大事变成了小事,把外部变成了内部,把严肃的评论变成了轻松的闲聊,她好像是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