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引》，庞贝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玛格丽特在《记忆的伦理》曾提出过一系列的问题：人们是否有义务记住过去的人和事件？是否存在记忆的伦理？存在的话，人们又该以什么方式来记忆？这些问题无疑都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在历史题材的写作中，几乎无从回避。在阅读庞贝的长篇小说《乌江引》时，我就时常感到它蕴含着对上述问题的关切。
《乌江引》的叙事主线，和以下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有关：在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以“破译三杰”曾希圣、曹祥仁、邹毕兆为破译主力的中革军委二局，曾利用早期无线通讯技术侦收敌台信号，几乎成功破译了国民党军的所有密码情报，为红军在长征中一次次地突破重围、绝处逢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如果给《乌江引》作一个简单的归纳，我想到以下的说法：历史深处的求真。这是因为，一方面，《乌江引》中所写到的“破译三杰”，也包括当时的很多革命志士，之所以在那个年代投身革命运动，正是基于对历史和时代趋势的认识，从而开始个人的求真之旅。另一方面，庞贝写作这部作品，也正是为了在历史深处求真。长征路上情报破译的这段历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又处于高度保密的状态。庞贝因为曾在那个系统工作过，接触到不少一手资料，更为“破译三杰”等人的革命精神、信念所深受触动，由此而萌发了写作《乌江引》的想法并付诸行动。虽然在今天，这段秘史已有了言说的空间，但是要真实地呈现当时的革命历史情景，又让这样的书写具有艺术性——既有历史之真也有艺术之真，依然非常不容易。
庞贝不得不在历史深处艰难地求真。他在《乌江引》中做了很多的努力和尝试。以下几点，我觉得很值得注意。
首先是《乌江引》的结构和写法。整部作品分为“速写”和“侧影”两大部分，前者主要是军委二局匿名者的战地笔记，后者则是今人对这段秘史的艰难寻访。在具体的书写过程中，庞贝以“速写”作为主要的方法：无论是记人还是记事，多是采用“速写”式的、粗线条的写法，又务求传神。“速写”部分在结构和表述上都是以非虚构的表现手法为主，力求客观准确。“速写”部分甚至很少使用语气助词，异常简洁，有含蓄之美。而这一结构和写法的选取，则是出于一个小说家的叙事自觉和语言自觉。
另外，《乌江引》是有史诗色彩的。通常说到史诗型的写作，很多人会认为，这样的作品需要有巨大的叙事体量。仿佛只有如此，才称得上是史诗。大概是出于这样的思考，在近年具有史诗追求的作品中，尤其是在长篇小说的写作中，作品的篇幅很长成为常见的现象。对于有的题材而言，一定的叙事长度确实是有必要的。然而，也有一些作品中，篇幅之长是通过注水的形式来达成的。在这样的语境中，《乌江引》在叙事上的慎重与简约，让我觉得特别可贵。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具有史诗色彩的历史题材，庞贝仅仅用了十七万字左右的篇幅予以表现。这也说明了一点，认为史诗型写作必须无限度地拉长篇幅，这其实是一个误解。相应地，我再次想到求真的问题：求真的写作，它必定是诚恳的——对历史的诚恳，对题材的诚恳，对艺术的诚恳，还有对作家自我和读者的诚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