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难以为继，美国等西方国家则积极打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力量；而中国在2021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当此国际和国内环境巨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新的挑战，要完成新的任务，中国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持续推动国家治理方式转型。
由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强世功主编的《百年新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行动路线》梳理了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努力，并展望了中国新时代的远景目标。
以中国的基层治理实践为着眼点，回望已然过去的2020 年，可以发现这一能够载入史册的年份，至少呈现出五张迥然有异却又浑然一体的面孔。第一是“脱贫奔小康”的一面，2020 年是决战脱贫攻坚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双决”之年，“双决”的主战场就在城乡基层。在整体经济疲软、社会不安且忙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的当下世界，这一面向显得尤为珍贵。
一、“贫困”仍是全球性问题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2020年3月以来，美国亿万富翁们拥有的财富总额增加了40%，而就在同年后半年，有800多万美国人陷入贫困。大疫之年的财富流动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发生和特朗普上台的缘由做了生动的注脚。就在此前一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被颁给了三位研究贫困问题的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为缓解全球贫困所提出的实验性方法”。
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行将结束之时，世界各国为什么仍需如此重视贫困问题？尽管马克思在19 世纪就已指出，“资产阶级在它不到100 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时代创造的生产力还要多”，第一次工业革命过去200 多年后，解决贫困问题仍然是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的首要目标。据联合国统计，今天仍有7 亿多人（占世界人口的10%）生活在极端贫困中，其中包括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儿童。生产力最为发达的美国，也是贫富分化最严重的西方国家。
贫困问题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社会生产环节的神经末梢，贫困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消费的疲软。当有效需求不足之后，其他经济环节势必受其影响。除影响经济之外，贫困更是个政治问题。“人心是最大的政治”，当贫困问题在一定时期内得不到有效解决乃至持续加剧，必将侵蚀民众对执政者的信任与支持，长此以往其政治正当性自然会受到影响。贫困问题的重要性毋庸置疑，古今中外都有很多案例为其证明。问题在于，如何消除贫困？这是所有有识之士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走出“贫穷陷阱”的中国实践
阿比吉特·班纳吉与埃斯特·迪弗洛二人曾花费15 年时间，在五大洲最贫穷地区做调查，最终合作出版了《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一书，认为：“无论何时，如果男人和女人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健康的身体，如果市民们在为了孩子投资方面具有安全感和信心，让孩子们走出家门，到市里去找一份新工作，那么人们就更容易摆脱贫困，这看上去似乎是合理的。”而穷人在教育、健康与抚育子女等诸多方面恰恰缺少必要的资源，进而减少了在上述几方面的投入，因此陷入“贫穷陷阱”，贫穷就变得更难摆脱了。
阿比吉特与埃斯特的结论不无道理，就个体而论，要摆脱这一陷阱是极为困难的。如此外力的介入就成了必然之举。但外力如何介入也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问题。西方常见的做法对外是物资与经济援助，对内为各项福利政策。反对者如威廉·埃斯特利、丹比萨·莫约等认为：“援助使人们停止寻找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对于贫穷国家来说，最好遵循一个简单的原则：只要有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人们就能自己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避免接受外国人或自己政府的施舍。”这是指责包括援助在内的各项干预政策的经典逻辑，将解决问题的出发点设置为原子化的个体，同时将药方归结为“自由市场和恰当的奖励机制”，那么如何解释近年来美国街头日趋增多的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呢？但西方式援助确也有其弊端，这也是相关讨论能够持续的原因。其中之一为这类近似施舍的援助难以在当地形成持久有力的脱贫动力，甚至根本达不到预期目的。与之相比，中国则代表了扶贫、脱贫实践的另一条道路。
按中国政府2011年确定的收入绝对贫困线衡量，中国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的97.5% 下降到2018年的1.7%，到2019年年底，贫困发生率进一步下降，达到0.6%。西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由2012年年末的5 086 万人减少到2018 年年末的916万人，下降幅度为82.0%；农村贫困发生率由2012 年年末的17.6% 下降至2018 年年末的3.2%。从1978 年到2018 年，中国农村贫困人口总共减少超过7.5亿人。在2020 年这一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双决”之年，中国脱贫攻坚的诸般举措，既是国家能力的具体体现，也是强国建设的必然选择。
“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中国基层治理中的脱贫攻坚模式，统合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我国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西方发达国家的多党选举机制使其福利政策深受政党轮替的影响，政策缺乏连续性与稳定性，而利益集团、经济寡头等也会影响其偏向社会底层的政策制定和实施。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坚持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而领导一切的组织与动员模式则为其制定政策、协调资源、监督实施提供了必要保障。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即2020 年中央一号文件）即以“对标全面小康，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主题，指出面对国内外风险挑战明显上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复杂局面，稳住农业基本盘、发挥“三农”压舱石作用至关重要，并从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保障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和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强农村基层治理与强化农村补短板保障措施等进行了重点论述。
三、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新技术革命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也促进了新业态的发生与经济增长新契机的出现，在扶贫领域尤其如此。所谓“要致富、先修路”，对于偏远落后地区而言，交通基础设施的落后限制了人员、物资与信息的大规模流动，进而直接影响经济的后续发展。互联网的出现则为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新方案，数据网络能够消弭物理空间的阻碍或屏障，将不同类型的图文资料以数字化形式转移至网络空间，使远程交易、在线学习等成为可能。故而近年来中国政府在乡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用力显著。截至2018年年底，行政村通光纤比例已从电信普遍服务试点前的不到70% 提升至目前的96%，行政村4G 网络覆盖率达95%。贫困村通宽带比例提升至97%，其中固定宽带用户数增至4 522.9 万户，移动宽带用户数增至16 854.6万户。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即2018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要实施数字乡村战略，加快农村地区宽带网络和第四代移动通信网络覆盖步伐。2019 年《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 年）》则对新时期推进数字农业农村建设的总体思路、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做出明确部署。2020 年，发展数字乡村、走信息化兴农道路依然是中国扶贫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乡村建设将促进智慧农业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社会组织体制和管理模式，促进形成大幅度提高农业生产力、资源利用效率和实现农业可持续性的综合性解决方案。
在技术扶贫、网络扶贫之外，教育扶贫是2020 年中国脱贫攻坚工作的另一大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强化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正如班纳吉等人的研究所指出的，“受过良好的教育”无疑能提高摆脱贫穷的可能性，但身处贫穷之中的人们只能在教育上投入极少的资源，最终自然也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这就需要国家在既有条件基础上对贫困落后地区的教育基础设施予以更大的资源倾斜。
2020年，以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三区三州”为重点，以义务教育有保障为方向，统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各项任务，中央先后推出“特岗计划”“银龄计划”“控辍保学”“学生资助”“推普脱贫”等多个政策工具，意在改善和解决贫困地区的教育难题，助力脱贫致富的早日实现。而贫困地区教育水平的提升，不仅能够缩小与其余发达地区之间的信息和能力的鸿沟，也能提升国家的濡化能力，巩固、提升全体国民对社会秩序与主流价值的认同和接受程度。
一部国家机器，如果不了解自己国土上人口、财产、物产、行为和事务的数量、流向的真实状况及其优劣，就无从区分利弊得失，进而无法恰当行动，无法实现征税、征兵、维护社会秩序、缔造国族凝聚力、建立福利体系、维持官僚机构廉洁高效和规管社会经济事务等国家目标。扶贫工作更是如此，如果对贫困户的具体情况不能全面掌握，自然就难以高质量地精准扶贫。全面而准确的认证工作，是上述一切脱贫攻坚措施的前提。2020年6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的通知》，定于2020年至2021年年初开展国家脱贫攻坚普查，并对普查的内容、方式、组织、经费等做出规范与保障。与以往脱贫普查不同，此次是首次在国家层面开展脱贫普查，要求保证成果的科学性和全面性；同时强调利用信息技术直接采集上报数据，加强对普查队伍的监督问责，确保源头数据真实可靠。实施国家脱贫攻坚普查，有利于全面检验脱贫成果和确保脱贫质量，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数据支撑。
面对同样的难题，中西各国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作为一种发展意义上的分配制度，中国的公共福利不是简单的社会救济，而是通过产业扶贫，将产业发展的实惠回馈给贫困人口。而资本主义的福利分配从一开始就是一种“托底式”的救济扶贫，是为了确保市场秩序和政治秩序而实施的功利性政策。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为扶贫工作的展开提供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乡村、市民反哺农民的必要经济资源，党国一体、党管一切的组织机制为扶贫工作的持续进行提供了必备的政治保障，新技术、新媒介与新业态的出现则为扶贫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动能、新起点。“站起来”之后，下一步就是“富起来”。脱贫攻坚工作，既是对贫困人口的精准帮扶，也是强国之路的必要一环。
书名：《百年新路：新时代中国国家治理的行动路线》
作者：强世功 主编
书号：9787521736793
定价：68.00元
出版时间：2022年2月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不景气，反全球化、民粹主义势力抬头，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已难以为继，美国等西方国家则积极打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力量；而中国在2021年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当此国际和国内环境巨变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新的挑战，要完成新的任务，中国必须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并持续推动国家治理方式转型。
本书由北京大学国家法治战略研究院学者执笔撰稿，从经济发展、政治运行、司法体系、基层治理、公共卫生、科技教育等方面入手，梳理中国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积极努力，并展望中国新时代的远景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