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九重门：如何进入诗歌的心灵世界》，[美]简·赫斯菲尔德著，邓宁立译，商务印书馆出版，88.00元
我们为何言说而非保持沉默？ 我们可以在这本谈论诗歌的书《诗的九重门：如何进入诗歌的心灵世界》中读到。这句话指出了一首诗歌中不得不被表达出来的部分，写诗的过程其实就是选择的过程，去确定那些要表达的部分。作者赫斯菲尔德抛出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我们又说写作者要找到‘自己的声音’，这样说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又是奇怪的，这是一个长期困扰我们的难题：如何才能‘找到’我们已经在用的东西？ 矛盾的是，答案在于能否认真倾听自我有意识的话语：歌手要想保持音准，不仅要听到为他们伴奏的管弦乐，还要聆听自己的歌声。”在这里诗人似乎又多了一重身份，就是自己的倾听者。
如何才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赫斯菲尔德在第二章谈了独创性：“独创性需要放逐。从白居易到布罗茨基再到狄金森，写作者的放逐是他们愿意走上独立心灵之路的结果。”白居易的放逐是朝廷对他的贬谪，有不得已处；而狄金森是自我放逐，远离人群，发出独属于自己的声音。这些具有独创性的部分就是那些要言说的内容。作为倾听者，如何才能听到自己的声音？ 赫斯菲尔德在第一章就提到专注之心：“全神贯注的情况下，自我通常会消失。我们似乎完全投入到我们所注意的对象当中，或者消失在我们自身的注意力里。”当我们变成局外人，用一颗专注之心去倾听真实的声音，再去不断修正，终会发出独属于自己的声音。一个好的发声者势必也是善于倾听各种声音的人，对赫斯菲尔德而言，日本诗歌是她最钟情的域外诗歌。
赫斯菲尔德在第四章主要谈论了日本平安时代的诗歌，虽然在前面几个部分她引用了王维和杨万里，也提到白居易，但是显然她并不是很了解中国诗歌。我们在书中可以读到：“吊唁、慰问、贬谪、借书——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寄送短歌的方式来完成。恋爱几乎完全是通过互换诗歌来进行的——求爱以诗歌开始，以诗歌结束；每一次的情爱邂逅都是在信笺投递后的清晨结束的。”这段文字描述了唐朝的情况，在唐代传奇小说《莺莺传》中，张生通过写诗来求爱，崔莺莺嫁人后也用诗表达自己的决绝。这样的例子在唐代数见不鲜。“对于平安时代的诗人来说，诗歌是生活的一部分，与其他事物同等重要。”这句话用来描述唐代诗人显然更为合适，除了日常的生活，诗歌在唐代诗人那里早已超越了生活本身，成为获取功名的重要途径。现在留存的唐诗里有不少是干谒诗。当然，这里没有任何要指摘赫斯菲尔德的意思，只是希望帮助读者揭示平安时代诗歌更古早的源头。
赫斯菲尔德了解日本诗歌，是因为她从事日本诗歌的翻译，这让她在翻译的问题上颇有心得，她用第三章来谈翻译。在对待翻译的态度上，赫斯菲尔德是积极而且开放的。她对“辩称英语抑扬格是人性的一种基本表达”的观点感到绝望，因为这太狭隘了，重音音节并非存在于所有语言，因此要欣然接受其他语言的力量。作为一本视野广阔的谈论诗歌的书，即便她了解日本诗歌更深，书中还引用了布莱克默的观点，诗歌通过反射许多面孔从而增加了现实的可用存量，我想翻译也是如此。比如佛经的翻译有效促进了唐代传奇小说的发展，比如翻译让我们可以领略荷马、歌德、惠特曼，等等，这无疑增加了汉语现实世界的可用存量。
谈诗和写诗不同，谈诗容易枯燥。但赫斯菲尔德善于运用比喻，在谈论诗歌的时候如同在创作一首新诗，让整个过程生动无比。当然她本身就是一位诗人，第九章有她的一首《晚祷》。“木桨通过进入一艘船的外部来推动它。一首诗就像一把木桨，将内心的生命延伸到故事、事物、语言和音乐的海洋里。在那里，我们反过来被浮力和阻力所改变。”第一次读到这样的比喻，诗的确外在于任何人，但是诗可以让内心的生命延伸和丰富起来，这种作用是相互的。“翻译如同蛇一样蜕皮，有了自己的生命。”也许我们以前读过很多关于翻译的比喻，拿蛇蜕皮来比喻是很恰当的，蛇还是那条蛇，但是它有了新的外衣，在新的语言世界里展现了新的生命。“如果诗人的注意力足够集中，他的诗歌便会被自身的知识所盛满，如同涨满的水，在杯子边缘奇迹般地颤动。这样的诗将是完美意义上的‘彻底完成’。”如果有人问我心中完美的诗歌状态是什么样子的，这就是我要给出的答案。
如前所述，在观察诗歌的角度方面，赫斯菲尔德有着广阔的视野，范围从公元前7世纪的女诗人萨福到当代的格吕克，从日本平安时代的小野小町到中国唐朝的王维和李白，从美国的惠特曼到狄金森，再到史蒂文斯，从英国的布莱克到雪莱，再到爱尔兰的叶芝。20世纪的诗人所涉尤多，有布莱希特，聂鲁达以及卡瓦菲斯，还有艾略特、里尔克和策兰。
在某种程度上，这本书可以被看作一本诗歌选集，里面引用的诗歌很多。大部分名作在国内都有译介，史蒂文斯的《观察黑鸟的 十三种方式》、米沃什的《礼物》、里尔克的《豹》、洛威尔的《海豚》，等等。读者可以这些诗歌作为 参照，去拓展诗歌阅读的视野。其中，布莱希特的《钓具》让我有了全新的感受。当时，布莱希特是二战的难民，他看到日本人留下来的钓具。钓具锈迹斑斑，并且有使用过的痕迹，这种痕迹的背后是生活，但是生活被战争打破了，既打破了钓具前主人的 生活，也打破了现主人的生活。这首诗里的金属感和战争元素，让我想到了李贺的《长平箭头歌》。无论李贺还是布莱希特，他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钓具》中提到的“如此多未解决但并非不能解决的/人类的问题”——战争与杀戮。
这本书并不是有计划地写成，所以每篇文章都是独立的，这样的好处是翻开任何一篇都可以直接阅读，没有内容前后承接的问题。书中提到，里尔克在《杜伊诺哀歌》上给他的波兰译者写下一句话：“一切言语的背后，不可言说矗立着。”这句话不仅适用于诗歌和翻译，同样适用于任何言说的情况。作者扩展的内容远非这本书本身所能囊括，那些曾经读过的诗，有了更丰富的意义。比如将狄金森观察小鸟落向幽径的诗和史蒂文斯观察黑鸟的诗放在一起比较，提醒我们如何认清与处理自己对外部世界的立场。通过米沃什的一首《礼物》引出否定的修辞，并且谈到赖特是否定修辞的伟大实践者之一。还有丝蒂薇· 史密斯的《照片》描述了一个孩子坐在虎皮上精神被老虎化了，当然不是真正的物化，这不像卡夫卡变成了甲虫，倒让我想起来唐代传奇小说《李征》中男主人公变成虎的故事。而此刻写下的这些文字，同样有不可言说矗立在文字的背后。值得安慰的一点是，在某种意义上，这至少增加了汉语世界的可用存量，如果能让读者领略那不可言说的部分，则是一件更让人欣慰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