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美]周启荣 著，张志强 等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
《中国前近代的出版、文化与权力：16-17世纪》（[美]周启荣著，张志强等译，商务印书馆2023年出版）这本书有三个很好的材料，即作者周启荣教授的英文版与中文版自序、赵轶峰教授的中文本代序以及译者张志强教授的后记，读后会有个基本的把握。当然要详细了解，则还要进一步阅读正文。我也读过ChartGPT为本书写的推荐语，重复之处较多之外，毕竟是不够专业水平的。比如它说这本书普通读者可以读，就不是很妥当。如赵序所言，此书“并不以易读为用，须得有一些耐心，有一些追求学术新境界的心情”，故而这是一本很专业的书，由专业读者来读更合适。
这本书研究的历史时段是16-17世纪，明朝（1368年-1644年）存在于14世纪后半到17世纪前半，故而本书所涉大致是明中期以后主要是晚明，译本称之为中国前近代（书中也时不时用中华帝国晚期一词）。前近代这个词是日本学者最先使用的，在这里使用也大致妥当。此书的主线在于，士与商、科举与商业出版的交织及其所产生的对于社会的影响。我的着眼点主要在于，这本书对于出版史研究者有些什么样的启发？
其一，注重用新的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出版史。作者认为过往的印刷出版史研究主要局限于文献学与版本学，少有学者就印刷对社会各方面的深刻影响进行深入研究。故而作者找到了学术前进的路径，并运用新文化史理论及其研究方法来研究包括印刷出版在内的明清史问题，赵轶峰认为这是一部代表作。作为学术研究是需要理论的指导的，这是许多中国学者的切身体会。正好看到一篇文章，谈到李学勤先生曾花了三年时间专攻经典理论，并为此专门学习了德语。这算是中国较老一辈学者的典型一例。作为一部专著，有一个理论的建构是一种突破与上台阶的支撑。许多教授指导学位论文都特别强调这一点。看到这一点不难，难在这种理论支撑不是贴标签，而是融入于整部著作的内在理路。在这方面，本书是一个很好的范本。作者提出的一些概念，也体现了这些理论与方法的内涵，如热奈特的“超附文本”概念，作者特别的重视，以之作为本书对文化生产研究的关键概念之一，认为这个“超附文本”通常是非作者创造出来，是由包括出版者在内的艺文生产者特有的主要的话语空间。这些次要的东西正是“阐释的门槛”。超附文本看起来是一个新名词，我们出版行业习称的“辅文”与这个概念大致接近（国内学界也有称副文本），但超附文本的涵盖面要大，我们的研究通常不会给予这些辅文（超附文本）突出的关注与论述。超附文本是我们的出版史研究值得引进来的一个概念。超附文本看起来是边际化的，但却可以为深化研究提供最广泛的史料。
其二，出版史研究要有更加广阔的历史与文化知识背景。换句话说，历史与文化背景中的出版史才是鲜活的。比如探讨晚明的书价，作者将其放在整个社会历史的商品价格中来比对，将收入与书价进行比较。作者认为通过晚明商品经济的状况来评估书籍的相对价格，也许是最可行的办法（P61），故而设计了晚明商品价格以及收入与书价等专题，得出明代书价与其他商品相比并不算高的结论。书末的两个附录《沈津列出的书籍价格》《1570年代至640年代食物、用具和其他物品的价格》，对这个问题有进一步的批露。全书的重点之一在于分析社会和出版业的科举对于晚明的影响。作者说：“长时间的考试准备也让他们背上了沉重的经济的负担。商业出版的繁荣为很多的文人在经济领域创造了新位置，包括编辑者、编纂者、作者和校对者。这些出版市场中的位置能让文人们赚得一些收入以支持他们对浮云般的会试成功的不懈追求。”（P139）我很认同作者的分析，晚明的出版与士人的参与分不开，他们亦士亦商，欲进仕途又作为艺文生产者在经济场域中占据位置。这样的场景和近代文化人进入出版业有若干相似处，不妨将其视为后来历史的一种前演。不同的是近代出版业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职业，而晚明还只是一种活动模式。书中作者是在说出版史，但出版史不是一种局限，在作者丰富与充厚的历史与文化知识背景之下，所写所述放大开来是社会的文化史与心灵史。
其三，扣住出版与整个社会的关联。作者详细描绘了16-17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社会文化景象，重心或者主线在于，从印刷对文化生产的影响的角度来考察晚明社会公共领域情态，应用新文化史理论分析晚明蓬勃的商业出版对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产生的巨大影响与互动。这种影响与互动如作者指出的，首先一条是，商业出版的繁荣意味着书籍及其生产技术推动了16-17世纪整个社会商业化的进程，以及士商关系的融合与政治经济场域关系的重组。第二条是书箱对于科举的影响，而科举是当时社会的支柱之一，用作者的话说是“科举考试在构建前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场域的过程中直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P134）。某种意义上说，作者历史叙事的客体对象不是商业出版本身，作者不是在写出版史，而是写出版所背靠的晚明史。换句话说，是通过出版的这个角度来写晚明史，反映晚明社会的商业与人文精神面貌。这一点倒与明清小说相通，明清尤其是晚清也有一些从出版来反映科举与整个社会风习的作品。国内的出版史研究者在这方面是可以借鉴的，我们也需要更多的从出版角度反映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风貌的著作。这是出版史研究扩大化了的一种功能。
其四，中西出版史的贯通与对照。从总体上说，作者论述这一时期的中国印刷与商业出版，其对应的正是欧洲印刷的一个重要时期。1440年左右,古腾堡将当时欧洲已有的印刷技术加以整合,发明了铅活字印刷。作者的用意在于彰显与欧洲印刷对应的中国的印刷出版，以破除欧洲中心主义。引文部分特别论述之外，其全书最后一节就是“前近代中国与欧洲的印刷”。在具体的论述中，也随处可见作者的这种贯通与比对。如与16、17世纪法国与英国不同，明朝并没有一个负责实施审查制度的专门机构（P35），17世纪中期英国上层社会的作家“极少用印刷的方式来出版他们的作品”，而中国的情况与此不同（P38）。与欧洲相比，中国晚明时期的纸张是一种低廉而且应用广泛的工业产品，也是市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品（P48）。晚明的商业出版对于中国文人经济状况的影响和法国英国的状况十分相似，并有举例(p148)。又如陈继儒（1558-1639），作者说他在晚明图书市场上的表现可以与18世纪的英国作家纳尔逊相提并论，纳尔逊是第一个完全靠写文章谋生人英国人（p151）。显然，陈要早于后者。中西贯通大概是海外华人学者的一种优势。这种贯通与比对是可以为国内的出版史研究者借鉴的。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化本位可能是所在国或西方话语和知识体系，是一种他者，但他们对于中国历史与文化也有不俗的造诣。对于国内的出版史研究者来说，以中国文化本位来研究出版史是一种本位与优势，但也可以引入西方的知识体系作为一种必要的参照，不过我们的研究往往缺乏这种参照。
总而言之，这是一本值得翻译的书，课题独特，选题价值高。环视当下，出版史研究正在成为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这样一本书的翻译出版，对于本土学者出版史研究理论方法的提升以及学术眼界的拓展，具有他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