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初夏，王蒙在武汉开始酝酿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1985年夏完稿，发表于《收获》1985年第5期（《当代》1986年第3期转载）。
《活动变人形》不仅是王蒙个人文学创作生涯的一座高峰，也是当代中国文学不可多得的经典之作。这部自传性长篇小说的问世，令王蒙生身之父王锦第首次得以借虚构人物“倪吾诚”的躯壳，重新浮出历史地表。然而当时绝大多数读者只知道小说人物倪吾诚关联着王蒙的父亲王锦第，对王锦第其人却知之甚少。迄今为止，人们谈论更多的还是以王锦第为原型而塑造的小说人物倪吾诚的形象。
时隔二十年，王蒙在长篇回忆录《王蒙自传》第一部《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第二部《大块文章》（同社2007年4月第1版）中再次提到自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畸形而不幸的家庭生活，也再次说到他的父亲王锦第。
自传不再采用小说家言，完全出以纪实笔法，然而除了将小说虚构的一些人物、事件和历史情境加以还原、指实、补足，真实生活中的王锦第形象仍然未能脱离小说虚构的倪吾诚而宣告独立，只是进一步证实了小说叙事“所言不虚”。就连自传作者王蒙对其父亲的态度，跟小说家王蒙对其笔下人物倪吾诚的态度，也几乎如出一辙。
生活和历史中的王锦第继虚构小说《活动变人形》之后，再次为高度接近小说的纪实之作《王蒙自传》中的父亲形象所收纳、所覆盖。倘若将《活动变人形》与《王蒙自传》相关章节放在一起看，读者很容易产生一种幻觉，仿佛果真是生活模仿了文学，而非文学模仿了生活。艺术形象“倪吾诚”诞生之日似乎就是王锦第真实面貌被遮蔽之时。
之所以有这种阅读效果，很大程度上乃是因为，跟小说人物倪吾诚一样，王锦第也是被作家王蒙所塑造所讲述的对象，他本人并未取得发言权。
《活动变人形》与《王蒙自传》究竟多大程度上呈现了历史人物王锦第的生活真实？对于这个问题，最好的答案莫过于让王锦第本人站出来说话。但这位历史人物早已经于1983年3月15日去世，再让他开口，岂非痴人说梦？
值得庆幸的是王锦第并非简单的历史人物，而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某种程度上也是文学史）留下不少著述的学者与作家。倘若将他的文字收集起来，不就相当于给他开口说话的机会了吗？
这是我编《王锦第文录》最初的想法。
《王锦第文录》，王锦第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王锦第的文章，方面甚广，本书大致将它们分为四辑。
第一辑是哲学、教育学论文以及随笔，包含王锦第对中国古代哲学家颜习斋、朱熹、王阳明和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黑格尔、赫尔巴特、雅斯贝尔斯、胡塞尔、海德格尔的介绍与评说。其中关于胡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的论述，在中国现代哲学界属于开风气之先者。仅此一点，就应该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给王锦第保留一个相当的位置。
第二辑是西方现代科学、教育学、哲学、“文化形态学”论著的翻译，与第一辑相呼应。王锦第不仅是现代西方哲学、教育学和科学思想的研究者，也是在这三个领域勤奋耕耘的翻译者。他的研究工作直接以他本人的译介为基础，并非耳食稗贩之谈。
第三辑，是关于日本文学、历史、制度及战时形势之研究，论述范围涉及日本的西化过程、明治时代日本思想界若干大关节以及战时日本政治、经济与外交，也包括日本文学（比如对《源氏物语》的介绍与翻译）。
第四辑杂撰，包括王锦第本人的少量诗歌、散文等。
王锦第（1911.3.27—1983.3.15），河北沧州人，字少峰（又字曰生），关于其先祖和家世生平，可参看《王蒙自传》第一、二部，此处不赘。1929年7月，王锦第考入北京大学，起初学理科（这大概就是文录中涉及不少自然科学的原因），1931年转入哲学系（与李长之、何其芳为同学）。1935年从北大哲学系毕业后，入东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1936年至1938年在东京帝国大学大学院文学部哲学科学习。1938年夏回国，一度担任北京市立高级商业职业学校校长，此后又担任过北师大和北大讲师。为逃避家庭纠纷（夫妻不和），出走山东、江苏，在兖州、徐州短期任职，一度担任青岛李村师范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回北平，不久便通过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赴他的老师范文澜任校长的北方大学（邢台）任教。
在北京期间是王锦第短暂而高产的治学阶段，主要是与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等人合作编纂《中德学志》，译、著以德国近现代哲学、教育学、“文化形态学”为主，是中国现代最早系统介绍现代德国存在主义和现象学的先驱者之一。
王锦第的诗歌、散文、演说录、杂文也颇具特色。诗歌曾得到同学李长之的品评。散文不拘一格，有留学生活和旅行活动的纪实，也有寄情山水的小品。杂文涉及鲁迅、郭沫若、闻一多、梁实秋等文坛健将。还有一些文章写于解放前夕的北方大学。1949年以后的文章目前发现的不多。
《王锦第文录》如何有助于复原学者和历史人物王锦第的真实形象？关于这个问题，长期研究中德文化交流的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叶隽君的长篇文章可供参考。作为编者，我最感兴趣的还是真实的王锦第如何转换为虚构的倪吾诚。在王蒙的小说与自传作品中，“五四”第二、三代知识分子与新中国第一代“少共”和青年作家（包括后来“重放的鲜花派”与“反思文学”主将）之间，为何存在那样巨大的张力与反差？这一对典型的“父与子的冲突”和“审父情结”，为认识百年中国启蒙/革命的两代（类）知识分子群体断裂与连续的辩证关系，从宏观的思想学术史与家庭内部微观生活史两方面，提供了极其珍贵的素材与话题。
对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来说，借鉴史学材料和方法，尝试打开以王锦第为个案的一代学人的论述空间，考察这位长期被忽略的现代中国学者/译者/作家在思想文化史上留下的足迹，也是文学作品深入解读与文学史纵深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王锦第的史料还有待于进一步的发掘与甄别，我学力有限，只能先编辑出这一部《王锦第文录》。但从今往后，不仅谈论文学虚构人物倪吾诚将离不开真实的历史人物王锦第，而且研究真实的历史人物王锦第，恐怕也离不开文学虚构的人物倪吾诚了。
历史和文学在此发生了奇妙的交会。
《王锦第文录》是一部独具特色的文史类资料汇编，我仅仅承担了初步的收集整理工作，后期精细校勘的任务更多落在人文社资深编辑杨柳女士肩上。王蒙先生以作者后人的身份授权出版该书，还欣然命笔作序，继《活动变人形》和《王蒙自传》之后再次谈到他个人生命史上晦暗沉重的这一页。叶隽君长文《作为德系知识推手的王锦第及其在〈中德学志〉的著译》作为本书附录，有助于读者从历史（尤其中德学术交往史）角度感知王锦第作为学者的基本面相。疫情期间在东京大学访学的郑依梅博士找到了王锦第留学日本时期的原始档案，并围绕王锦第何时毕业于北大哲学系以及在日本的学籍问题，对旧说有所辩证。郑博士也允许我将她的考据文章编入本书附录。
对于上述四位师友所提供的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