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一书从全球知识生产和跨文化观念互动的角度考察“西方汉语观”。作者童庆生以自我东方主义和人文主义作为切入口，富于启发性地将中国本土的语言文字改革与汉语的世界性经验联系起来。这为我们重审民族语言与世界文学的关系或带来一维参照。
《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童庆生 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出版社
童庆生教授所著的《汉语的意义：语文学、世界文学和西方汉语观》（以下简称《汉语的意义》）一书于2019年出版。此书在全球知识生产和跨文化观念互动的角度中考察了“西方汉语观”，即“西方有关中国语言的论述和想象”。作者的写作串联起一段汉语想象的环球旅行，为我们理解西方现代学术思想史与中国现代语言文化之间的关系打开了一扇窗口。
《汉语的意义》一书在西方思想界的误读、复述和想象中解读汉语。“历史在别处”或可概括西方汉语观的意义。作者告诉我们，中国现代经验的发生常与西方他者的想象紧密相关，而那些历史“偶然”也可能别具意义。全书拒绝以简单的西方影响论或本土逻辑来理解中国现代语言文化改革。在民族国家纷纷寻求独立的19—20世纪，面对西方帝国的文化霸权，各国除屈从或抵抗之外，是否保有自己的能动性？这是一个不止于汉语也不止于中国的问题，它关联着我们如何想象和描述一种独特的现代性经验。
一、汉语的世界性经验
《汉语的意义》全书共分为七个章节。中国读者最关心的可能是第五章内容，即五四知识分子们对汉字的激进改造。鲁迅、胡适、钱玄同、傅斯年等重要思想家和学者都参与了对汉字的革命性批判。在今人看来，他们对自身语言挞伐之激烈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不过，作者在本书中提供了一种解释：如果说，这是西方知识导致的认知“短路”呢？
读者能透过全书中看到一段西方汉语观的简史。作者将欧洲对汉语的系统认识上溯到17世纪利玛窦《中国札记》的写作。这位传教士对于汉字书写系统的描述启发了同时期欧洲语言乌托邦的建构：在英国人约翰·韦伯笔下，汉语摇身一变为欧洲基督教徒的“原始语言”。除此之外，17世纪“人造世界通用语”运动中也有汉语的身影——英国学者约翰·威尔金斯在设计欧洲的通用书面语时，参考了利玛窦对汉语的批评，进一步巩固了关于汉语的刻板印象：字量庞大，表意不精云云。
作者观察到，17世纪后，欧洲人开始通过研究汉语来判断中国社会整体的文化、政治、民族性格。18世纪的苏格兰哲学家詹姆斯·贝蒂就将汉语的“缺陷”与中国的民族性直接联系起来。这些比较语文学者们将语言和民族文化思辨联系在一起，而这种比较分类的学科方法进一步影响了在20世纪初留洋的五四知识分子们。
尽管西方思想界对汉语充满了误解，但作者认为恰是这些自我复制的误解生产出了一套知识体系。五四变革者们在语言政治逻辑和意识形态上深受这套西方话术的影响——看似荒唐的知识竟真的推动了中国的语言文字革命，从而改变了中国的历史现实。作者发明了“自我东方主义”的概念来描述这种反向挪用西方知识的做法。此概念显然“师承”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论，这正说明此书的方法论深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的影响。作者将萨义德—奥尔巴赫—维柯的现代知识谱系追溯到早期西方人文主义的话语框架之下。在此框架中，世界文学、比较语文学都被视作中国语言文字改革的认知参照。本书并不流连于钻研文字改革的具体技术，而是意在以汉语为枢纽观察中西学界的互文。
二、汉语的逆写：现代语言文字变革方案与自我东方主义策略
在中国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中，激进的语言革命者们或多或少都受到了西方汉语观的影响。这种受到西方观念有时甚至是误读的冲击后转而猛烈改造自身的做法，是否可以被我们化约为一种西方主导论？
作者通过“自我东方主义”来回答这个问题。此概念指一种具有能动性的策略：五四知识分子们反向挪用西方思想界对于汉语的想象，以此论证汉语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大阻碍，并进一步合法化各种语言文字改革方案。我们可以把“自我东方主义”看作“东方主义”的一种逆向写法。具体而言，作者认为这些人并非完全被动。他们自觉地从欧洲参考系中引进了西方语言观，从而选择了崇白话而去文言、崇拼音而废汉字的道路。自我东方主义是中国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独立和身份认同建构的文化策略：“自我东方主义可以是一种手段，一个工具，一项策略，一条最直接、最有效的改造中国传统，构建中国现代性的捷径。”
自我东方主义的理论建构使汉语得以“逆写”。笔者联想到的“逆写”概念来自一部重要的后殖民理论著作：《逆写帝国》。所谓的“逆写”暗示了这样一种颠覆：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独立运动的发展，前殖民地作家开始灵活运用曾经的殖民语言——英语——进行自己的创作。这种写作置换了殖民帝国“中心”和“边缘”，模糊了二者的边界。尽管中国从未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但也有类似的语言逆写发生，只不过此语言是中国知识界的母语汉语。中国知识分子挪用了西方思想界的语言观及其承载的现代性思想，从而打开一条知识生产的生路。
在书中，自我东方主义赋予了效法欧洲语言的方案以合法性。同时，汉语的逆写过程也强调了语言实践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这种逆写不仅赋予了本土知识界以创造力，也反作用于作为他者的西方。现代中国不仅吸收了西方汉语观以建构自我，同时也逆写了全球现代性。这说明汉语的革命并非完全本土的运动，它们乘着理论、思想、观念、文本的“双程往返机票”在世界范围内流通。
三、人文主义的反击：世界文学与语文学的未来？
自我东方主义的表述背后有一重困境——当论及五四变革者们的选择时，我们是否总会沿着对权力的抄写陷入中西对立/共谋的论述框架？作者另辟蹊径，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做出了回答。在《汉语的意义》中，人文主义传统有“复兴”迹象。在最后一章“共同的文学”中，作者表示人文主义话语统摄下的现代语文学、世界文学都有望在“后”时代里发挥作用。它们将超越单一民族范畴，引起知识生产、美学和文化判断上的变化。
在本书中，人文主义作为方法的有效性在于：它为审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民族语言和世界文学的关系提供了论述框架。而自我东方主义概念的提出则让我们进一步理解西方汉语观之意义：汉语的逆写不仅是对自身现代性方案的辩护，同时也是对西方现代思想知识谱系的解构性考古。
自我东方主义策略暗合了一种后殖民批评的逆写逻辑。这种逻辑同时为欧洲英语发展为世界语言的正当性而辩护，且与已演变为一种“欧洲式学养”的人文主义传统不无关系。这或可解释萨义德的一些“矛盾”行为：他拒绝承认自己的研究属于后殖民批评，却积极拥抱人文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
当德曼等人呼唤着语文学的回归、憧憬着世界文学的精神时，这对中国的语言文学研究者们来说恰是一种挑战。“真实的东方是怎样的？”这个问题一开始就超出了萨义德们的研究范围；但对我们来说，此问题并不能以去本质的方式轻易略过。汉语和相关思想的逆写值得更进一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