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利科论翻译》，【法】保罗·利科 著，章文 孙凯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新近出版的译作《保罗·利科论翻译》中有一个比喻的观点，认为翻译也有幸福。利科说，正是对绝对翻译的哀悼，成就了翻译的幸福。语言的绝对性既已消灭，当翻译的幸福可以接受同一与对等间的差异，也即可以接受非同一的对等时，它就变成了获得，这就是翻译的幸福所在。利科对翻译的认识，可谓洞见入微、切中肯綮。这么看来，幸福不再是人所专享的了。那么，什么样的翻译，是幸福的呢？
金圣华认为，翻译就是一座桥，它的两边，气候悬殊，风光迥异。桥两边的人，世代相传，各忙各的，分别发展出不同的语言文化与习俗风尚。有一天，桥一边的人，发现了另一边的人，想要跟对岸的人打个招呼。怎么办呢？他们就得修建一座桥，这座桥就是翻译之桥、沟通之桥。
如此看来，翻译是把用一种语言构成的作品，用另一种语言再创造出来的活动，而译者在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通过译者创造性的劳动，才能完成翻译这种跨语言、跨文化的转换行为。因此，翻译沟通人类的思想感情，传播知识文化，促进文明进步。能做到这三项伟大工作的翻译，是幸福的。
那么，翻译究竟是如何做到这三项伟大的工作的呢？
这主要取决于翻译行为如何对待和处理语言与文化上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翻译是一种语言的、文化的行为，是在本族语、本族文化与外国语、外国文化间找寻出路的行为。语言与文化上的自我，指的是本土的语言与文化，与之相对的就是异域语言与文化，就是他者。翻译就是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进行协调的工作、行为。一方面，翻译要求同，因为译文应当在用词、造句谋篇上都像用译入语创作的一样；另一方面，翻译要存异，因为译文总会有不同于原作的地方。求同，就是保持自我的立场；存异，就是保留他者的行为。换句话说，这要求对译者提出要求：译者可以将译作翻译得像本国人用本国语言进行的创作，没有洋味儿，这就是求同；也可以把译作翻译得很有洋味儿，一看就知道是异于本土的作品，这显然是存异。
德国翻译理论家施莱尔马赫认为翻译有两种方法：译者要么尽可能使读者向作者移动；要么尽可能使作者向读者移动。前一种方法，是译者试图用自己的翻译让不懂原语的读者去接近译者所占据的位置，后一种方法则是让著作的外国读者读起来像本国人一样在写作。按照这种说法，译者在此间的任务，就是领悟作者通过对语言艺术的把握来影响译入语言，并将这种原作的陌生感（他者）在译作中体现并传递给读者。换言之，译者必须有意识地保留异于目的语文化中的“洋味儿”，因为这些洋味儿会对译入文化造成“冲击”，而只有引入这些对于“自我”来说是异质的东西，才能沟通思想感情、传播知识文化、促进文明进步。这样的翻译，才是幸福的。与此相反，不幸福的翻译，就是把原作翻译得一点没有洋味儿，让读者看起来很熟悉：语言熟悉、文化熟悉，就好像本土作家用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品，因为这种作品对传播知识文化、促进文明实无益处。
很多的翻译家与翻译理论家都持相似或相同的翻译观念，而且中外很多翻译家也都以这种观念从事翻译实践活动。语言与文化的自我，因为这样的翻译，得到了他者的异质性，从而使自我得到了发展。
中华文化为何一直能不断、延续到今天？季羡林做出反思，从翻译角度给出了答案：倘若拿河流作比，中华文化这一条长河，有水满的时候，也有水少的时候，但从未枯竭。原因就是有新水注入。注入的次数大大小小是颇多的。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从印度来的水，一次是从西方来的水。而这两次的大注入依靠的都是翻译。的确，像这样的、能赓续文明发展的翻译，才是幸福的。
无独有偶，翻译理论家韦努蒂论点也相似，但更清晰明了。他认为，翻译，只要能给译入语带来语言及文化的变革，就是好的翻译。韦努蒂认为，一方面，晚清以来的中国翻译，尤其是文学翻译，引进了西方（文学）中的诸多因素，例如细腻的肖像与心理描写、倒叙的叙事手法，从而使得小说在中国文学中的地位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翻译催生了白话文。那个时代，语言与文化的革新，就是翻译所带来的现代性。如此这般，一个国度通过翻译，营造出一种有利于语言与文化发展的局面，实属幸福，其深刻原因就在于本土文化恰恰通过翻译，输入了异质的、他者的语言与文化。这些异己的因素，使得本土文化得到滋养、得到发展。
在翻译行为中，译者是最活跃的因素。译者引入异质，创造出不同于本土语言与文化的语言及文化。译者接纳看似不可通约的自我与他者，用自己深处两种文化的间性身份，游移在自我与他者之间，在翻译过程中找到补偿的措施，终究将不可通约化为可通约。从这个角度来看，翻译的幸福也是译者的幸福。
以上述观点来看，作为译者的林纾是幸福的。1897年初夏，林纾与王寿昌“声泪合译《茶花女》，一代译风自此开”。汉译《茶花女》打动了诸多不满封建专制、争取婚姻自由的青年读者的心，对西方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之后的近30年里，林纾与不同的合作者译出超过200部西方小说，学界称其为“林译小说”。它和近代梁启超倡导“新小说”、黄遵宪提出“诗界革命”，三者互为一体，为近代文学转型贡献颇多，也为新文化运动埋下了伏笔。
鲁迅的翻译活动，上承林纾，从1903年翻译出版《哀尘》，以翻译初登文坛，到1936年译出《死魂灵》，又以翻译终，持续了33年。他用实际行动实践着自己“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理想。他在早期的翻译如《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使用了很多外来语和新名词，又在不久之后的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序言中阐明，“特收录至审慎，迻译亦期弗失文情。异域文术新宗，自此始入华土”。显然，周氏兄弟想以翻译域外小说转移国人性情，改造社会，着眼于提高国人的素质和境界。《域外小说集》所选译的俄国、东欧、北欧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充满了人道主义精神、洋溢着新潮审美趣味，这些异域因素是中国传统小说中所缺失的。《小说集》采用直译的方法，这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兄弟俩的理想，才能为中华开辟出新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看，鲁迅通过翻译找到了实现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这是作为翻译家鲁迅的幸福。
译作的读者也是幸福的。当钱钟书发现并精读“林译小说”后，才增加了学习外国语文的兴趣。也正是“林译小说”，带领他进到了一个新天地，一个不同于传统小说的另辟的文学天地。他认为，尽管林译小说中偶有错译、漏译，但是一点也不影响它的可读性，反而觉得西洋小说非常迷人、引人入圣。在惊叹甚至惊讶的同时，读者不知不觉，从译作中学到了新知，沟通了情感。
如此，回过头来看利科翻译幸福的主张，便会豁然开来。从长时段来看，翻译确实促进了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就连翻译本身也形成了独特的文化。时至今日，翻译依然神圣。而译者，因了沟通，为了幸福，将会一直诗意地栖于翻译。
（作者：蒋童，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