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戴伟华 著，中华书局
戴伟华深耕唐代诗歌与唐代文化研究近四十年，以文献功力深厚、文理分析深微著称。《唐代幕府与文学》、《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地域文化与唐代诗歌》（修订再版为《地域文化与唐诗之路》）等既往著作的意义，不仅在于贡献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也可作为研究方法的示范。戴伟华秉持“在历史中理解文学”的研究理念一路走来，他的新著《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亦以新的思考推进和深化唐诗的研究。
文化生态可以简单理解为文化形成与存在的状态。戴伟华以文化生态视角切入唐人诗歌研究，对相关文学活动、文学现象做出细致精微又宏观立体的观照，在突出诗歌主体地位的同时，对诗歌性质更有别出新意的发微。本书各篇章内容彼此独立，又自成体系，著者实证治学的精神与细读文本的功力，外化为本书视野广阔、思理绵密、考论精详、探索创新的学术格局。
融贯全书的感性与浪漫气质同样令人印象深刻。对唐诗数十年如一日的热爱成就了这部著作，对扬州浓郁的故乡情怀引发了情思并举的“能不忆江南”系列研究，对岭南文人张九龄的持续关注源于生活在广州的地域文化氛围。《〈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书成用杜工部戏为六绝句韵以诗代序》诗、书并茂的别出心裁，则映照出作者热爱生活，诗歌和书法兼擅的雅人深致。
这部熔铸学者理性与文人深情的学术著作呈现出严谨诗意兼美，守正创新相成的学术气象。
新颖多元的研究视角
文化生态是一个处于不断发展与完善中的动态概念，具备开放包容、涉及面广等特点，不同的研究目的，会赋予它不同的内涵与外延。戴伟华对诗歌文本的解读，常因观察角度的别致而产生创新性的结论。例如，立足宫体诗“自赎”、七言诗“自振”的研究，彰显出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非凡的文学史意义，此已为人所熟知。本书以强、弱势文化为视角的《与帝京对视的〈春江花月夜〉》篇，则结合初唐南北文化差异与冲突并存的文化生态，从江南文化“自尊”的新角度，阐释了此诗为何而作的问题，有理有据，耳目一新。
学术研究中，视角、理论、方法是共生互彰的关系。戴伟华很早就关注到文人“才”“遇”错位及由此引发的文学史书写问题，并有持之以恒的思考。本书第三章《政治与文学“才”“性”论》不仅对始于孔子的“才性论”做出明晰的阐释，也集中论析了李白、杜甫、刘禹锡、柳宗元等诗人的命运。以此为例，可知文化生态与文学关系的多元视角兼具学术视野、理论与方法论的多重价值。
敏锐清晰的问题意识
新理论的提出、新视角的选取、新方法的运用，最终目标都是要发现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更好地认识文学及与文学相关的现象，否则便失去从新视角进入文学的意义。
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新问题的提出与解决。面对研究已相当深入的唐人唐诗选本《河岳英灵集》，著者提出“乡居江南的殷璠是如何获得入选诗歌的”“《河岳英灵集》的编选意图是什么”“为何殷璠在《叙》中称‘开元十五年后，声律风骨始备矣’”“《河岳英灵集》‘起甲寅’的依据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经过翔实考论，著者一一予以阐释。在此过程中，著者阅读这一选本的态度与路径，也为与文献编纂相关的文学、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戴伟华对诗歌的文化性质及相关问题有敏锐的觉察力。《状江南》系列研究除了分析李峤《十二月奉教作》、敦煌《咏廿四气诗》及文人诗歌《状江南》不同的文学与文化层级，还特别论及孟浩然《过故人庄》与《咏廿四气诗》的相类，认为此诗“为探索盛唐文人创作与民间创作相互影响提供了可行性案例分析”。诗歌创作与传播过程中，文人化与民间化存在互动融通现象，这极有可能成为唐诗研究的一个新学术增长点。
与文化生态这一概念的动态属性相一致的是，戴伟华对研究论题的思考、表达，也呈现出动态特征。《余论》中，他特意谈及自己对乾元元年杜甫、王维等人《早朝大明宫》诗歌唱和的处理过程。为了更好地凸显“为何四人的唱和诗都没有留下安史之乱的痕迹”这一问题，他将研究的重心调整为解答对这些作品“夸美朝仪，不已泰乎”的质疑，研究的中心、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在动态而自由的研究视角下，精心思考问题提出解读的方式，是本书给人的整体阅读感受。
深厚扎实的文献功力
扎实的文献工作有助于发现新的学术问题。文学研究中，可信的材料是基础，对文本的细读是王道。戴伟华发现有关大历年间鲍防等人《状江南》唱和的研究成果中，“状”的含义一直处于被忽视的状态，与相关文本的误写有关。《全唐诗》题作《状江南》的组诗，在宋代文献《古今岁时杂咏》《唐诗纪事》中的诗题为《状江南十二月每句须一物形状》。秦瑀为鲍防亦有参与的《柏梁体状云门山物》唱和所作序文中，有“状，比也”“义取睹物临事”的记载。他认为《状江南》“睹物临事”“每句须一物形状”是诗人们集体约定的写作规范，通行字典亦应据此补上“状，比也”的义项。由此可见，被明确了的概念可以促进相关研究的深化，而对可信文献的深入思考，能解决新的学术问题。
以解决问题为旨归的严谨考述，是本书的研究方法，也是研究风格。戴伟华对文献的精熟掌握与高度敏感，落实到本书的研究中，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善于对常见材料进行深度解读。在政治、律历与文学关系的视域中，重新审视王湾“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被张说书于政事堂的史实时，他阐明这一事件不仅具备引领盛唐气象的诗学史意义，也表达了政治家们的理想与锐意改革的决心，可称眼光独到。第二，重视发掘被人忽视的“隐性”材料，解决了一些长期以来被学术界误判的问题。“隐性材料”这一概念是著者在《李清照〈武陵春〉词应作于绍兴元年考——兼说“隐性”材料的价值和利用》（2003）一文中正式提出的，这既是他深厚文献功力的理论化，也是他治学精神具体而微的一个侧面。借助《自宣城赴官上京》等“隐性”材料，本书《杜牧诗中的“扬州”不在“江南”》篇纠正了“唐代江南包括扬州”及“《寄扬州韩绰判官》写于洛阳”这两个持续长久的误识。过分依赖数据库的使用，导致当下的部分学术成果存在以材料掩饰浅陋的弊病，材料堆砌如七宝楼台，炫人眼目，却提不出真正有价值的学术问题，也很难看到研究者的精见卓识，可谓得“筌”而忘“鱼”。“E考据”的学术环境下，重视“隐性”材料的倡扬与力行，无疑具备匡扶学风的现实意义。
守正创新的治学精神
文学研究的对象是文本与文献，与之相关的研究可以析为两重目标与意义，一是把研究对象搞清楚，二是使文本及其研究产生意义。本书守正创新的价值内涵与现实导向也可从这两方面加以体认。
戴伟华对扬州学派考证精详、敢于创新的学术传统有自觉的归依与发扬，他认为学术创新不是刻意猎奇，而是在具体作品、现象的论述中探索一般性的知识结构与理论体系，以发现文本新的意义和价值。本书具体创新的类型有二：一是对自己既往研究的补充与完善，二是源于多元视角与文本细读而形成的新观点。前者以杜甫《饮中八仙歌》的重新阐释为例。他认为此诗应当系乾元元年杜甫居官左拾遗时。杜甫意在通过诗歌创作，与符合自己理想的“饮中八仙”神交，并借此构建自己的盛世记忆。因为此诗，“饮中八仙”也成为长安乃至大唐盛世风流的文化符号，故不宜做过多政治化的解读。后者以《状江南》研究为代表。他认为《状江南》不仅因“每句须一物形状”的写作要求在咏物诗史上自成一格，也开创了月令诗比喻体叙事的艺术新范式。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深化《状江南》叙事喻物特征描述的过程中，戴伟华通过“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学习古代历法知识”（《戴伟华教授访谈录》），最终确认敦煌《咏廿四气诗》是配合《开元大衍历》推广普及的民间创作。文学研究中的“文化生态”，其内涵与外延“通常与研究主体的研究对象及其学术经验有关联”，这一过程既拓宽了研究者的知识视野，也反映出他学术经验的丰厚。
将严谨的学术研究与对当下的深切关怀融为一体，是戴伟华始终如一的学人风范。虽然研究对象是历史文化场景中具体的事物与现象，但对现实的自觉关注已深融于著者的意识。在指出《状江南》别样格调与开拓意义的同时，他特意强调说：“现在各地都在做地方文化梳理、挖掘，《状江南》唱和组诗艺术的特殊性和创新性，在江南文化研究中应被充分重视。”又如，这种当代意识也体现在对岑参边塞诗以诗证史价值的重审，他认为这些侧重西域的诗歌，“对于今日新疆而言以诗证史是唯一性的”。汲古润今的学人情怀于斯毕见，与此同时，这些个案研究的现代意义也有了具体的指向。
作为新的文化生命体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革故鼎新、辉光日新”的文明，是熔铸了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文明。如果说作为本书研究对象的《早朝大明宫》《饮中八仙歌》与大历年间浙东诗人们的《忆长安》，意在承续对盛世大唐的文化记忆，那么，《文化生态与唐代诗歌》的深层寄托便是戴伟华传承文化的责任感。唐诗的创作只是在时空上远去，唐诗的文化魅力却可以借由读者的情感共鸣、学者的精深研究生生不息。
（作者：陈彝秋，系南京晓庄学院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