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烟霞里》是近些年来特别有意味和张力的小说，小说采用了编年体的形式为主人公作传，但其呈现出来的却是“反传记体”。主人公是“非典型性”人物的代表，在这一人物身上集中体现了作者魏微对“70后”一代生命历程的考察，和对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命题的思考。小说以“反传记体”的形式实现了对史诗的改写与再造。
关键词：魏微 《烟霞里》 “反传记体” “70后” “中间性格”
《烟霞里》，魏微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魏微的《烟霞里》应该说是近些年来特别有意味和张力的小说，说其别有意味和张力是因为这一小说采用了编年体的形式：小说在个人传记的框架内引入时代语境，但小说的传主田庄却是远离时代精神的“中间性格”人物，如果说存在有某种可以称之为“时代精神”的东西的话。小说想给田庄立传，但通篇读来，却让人印象模糊，如坠五里雾中，通篇都在顾左右而言他，传主的形象其实并不突出。我们也似乎并不感到有给田庄立传的必要：毕竟她始终都是一个平庸甚至乏善可陈的人。如此种种，都使得《烟霞里》以一个“问题”文本的方式凸显出来。
一、多视点叙事与“反传记体”
小说叙事以1970年田庄出生起始，2011年田庄猝死终结。四十一年的时间历程构成这一小说的时间跨度和叙述框架。个人传记的写法颇不少见，所不常见的是把个人传记置于编年体的框架内展开，《烟霞里》显然属于这后一种情况。通常情况下，传记的写作总会采取这样的做法，即在与时代互文的框架内理解、把握和表现个人的命运。个人被时代宰制，或努力融入时代中去，以获得成功；或被时代所抛弃，乃至于郁郁而终。但魏微的《烟霞里》，显现出来的却不是这样，或者说不仅仅是这样。
《烟霞里》某种程度上可以称之为“反传记体”。首先，小说采用的编年体模式。传记体一般都会对传主的一生进行剪裁，选取某些关键时刻，去展现一个人的生命历程，比如《范仲淹》（郭宝平）。《烟霞里》采用的是编年传记体，从传主出生的那一年写起，依年份逐一编排，直到传主死亡的那一年。编年体用于记述历史有其不可否认的便利之处，但若用于小说创作特别是个人传记，却有其难以忽略的难题，即日常生活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重复性，该如何避免？此外，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如果不能连贯成首尾衔接的整体，会出现传主的一生并不突出，性格并不明显，情节性不强，结构零散等问题。其次，传主的典型程度不够。传主一般都是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或者大都具有某些方面的突出特点；但《烟霞里》的主人公田庄却是一个存在感不强的人物，她与时代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不过分介入，也不刻意远离。她的个性特征也并不鲜明，相反甚至可以说相当保守，她渴望一场刻骨铭心的婚外爱情，但这样的爱情在到来的时候又被她果断地掐断；她同母亲关系紧张，但没有导致她性格上的偏执和母女关系的决裂。田庄的一生，传记性或传奇性色彩不强，为这样一个人物做传，其意义何在？第三，《烟霞里》虽是小说，但却表现出“去细节化”“去传奇化”的色彩。传记体一般受制于传主的真实身份，大的细节上不能失真，在小的细节上则可以有所调整。《烟霞里》属于小说，可以不受这些限制。小说以虚构体写传记，却采用“去传奇化”倾向，说明了什么？第四，小说也并不是传记体，虽然采用的是传记体的框架。小说虽然以1970年、1971年……2011年的时序编排，虽然也以传主的生活空间的历变（李庄、江城、清浦和广州之间的空间位移）组织小说，但这些都只是小说的框架，小说的叙述却不是按照这样的时空关系展开的。比如说“1970年”这一时间段，讲述了数十年后的事情，小说也到处充斥了隐含作者的介入性的议论文字。这些都使得小说并不真正看起来像传记。小说中的介入性议论，容易让人想起《弃儿汤姆琼斯史》中作者的介入性议论与分析。传主田庄是作为分析探讨的人物出现的，小说与其说是在塑造田庄，不如说是在对田庄展开分析。
与这种“反传记体”相对应的，是小说独特的叙述方式。小说“前序”以“《田庄志》编委会”的名义写就，第一句话是“谨以此篇纪念田庄女士”。“终章”又云：“本篇卷一（1970—1979年）由陈丽雅撰写，卷二（1980—1989年）由欧阳佳撰写，卷三（1990—1994年）由米丽撰写，卷四（1995—2008年）由万里红撰写，卷五（2009—2011年）由米丽撰写。再次感谢小说家魏微为全书统稿、润色！”其中，关于传主田庄的材料由亲友和熟人提供，每卷撰稿人既是田庄的好友，又是材料的整理者和记录者。这样一种叙事形式，表明了一点，即各卷中的议论，既是众人的，也是作者的。他们的议论围绕田庄这一主人公展开，田庄只是名义上的主人公。因为显然，各个撰稿人并没有想去复现田庄一生命运的因果线索和死亡的原因。他们致力于通过言说田庄这样一个共同的人，来表现自己。议论和由议论构成的多个叙述者的形象，才是小说真正的主人公。关系命题是这部小说所重点关注的对象，因此，也就无意于情节或细节，不去注重情节之间的因果关系的编织，而是关注个人与时代的“互文映照”关系。也正是这个原因，小说才会采用编年体。毕竟，编年体的一大好处是能在个人的微小叙事与大时代的宏大叙事之间建立起有效关联。
小说各卷由多个撰稿人撰写，属于多视点叙述。历史地看，多视点叙述，常被作为后现代主义小说或文本游戏的重要特点例举；因为各个视点叙述下的事件和人物形象会出现彼此颉颃互相矛盾的现象，小说内部的张力得以显现，甚至出现彼此颠覆的情况。但《烟霞里》中各卷之间叙述上的差异并不明显，同一事件在不同撰稿人的笔下并没有呈现截然不同的面目；作为读者，我们感觉不到这是不同的叙述者所叙述出来的，我们也感觉不到这是不同视角下的田庄形象的汇聚。这并不是不同视角下的田庄形象的拼盘，而是不同素材经过加工形成的有机体。这固然与小说的编年体有关，因为编年体保证了传主田庄故事的连贯性；同时也与统稿人魏微的统稿润色有关。这里更为关键的还是“终章”中的如下这句话：“本篇是书写是复活的过程。她之死，我们得以活。”即是说，各卷的叙述者，通过叙说田庄和时代的故事，以复活作为叙述者的“我们”；或者还可以说，“我们”既是在写田庄的故事，也是在写“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与田庄的故事往往不能两分。多视点叙事与编年体的结合，构成了这部小说“反传记体”的重要特点。
二、互文映照关系与“去主体化”倾向
虽然说传主田庄与时代之间构成一种互文映照关系，但小说显示出来的却是“去主体化”的倾向。小说名为田庄传，其实是借田庄来表现时代与个人之间的互文关系。这是“反传记”的编年体小说《烟霞里》所特有的方式：翻阅小说的目录，可以明显感觉到一点，即在田庄的人生中，时间和空间才是至关重要的两个因素。或者可以理解为，这是在时间和空间所构成的历时与共时的脉络中把握一个人的命运的努力：时间和空间构成为理解“人”的存在的重要元素。而一旦从时间和空间的角度去理解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便会发现，任何过度强调个人的主体性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比如说田庄，我们当然认为她是处于时代语境或受时代语境塑造的人物，但这样的互文关系，却并不是田庄自己所设想的，某种程度上，田庄与时代的“互文关系”是被倒逼和叙述出来的。说是被倒逼出来，是因为田庄与时代的密切关系是通过她母亲孙月华而成为可能的。经济建设、现代化，甚至重大历史事件，都似乎不在她的心上，但时代和社会语境又切切实实地影响着她：经由她父母亲戚，特别是母亲间接地影响着她并决定着她的命运。
说是被叙述出来，是因为小说给田庄的人生设置了几个时间节点：1970、1980、1990、1995、2009、2011。这些分别对应着田庄出生，田庄离开出生地李庄来到县城清浦，田庄从江城大学回到县城家里避乱，田庄考入中山大学的研究生，奥运会的召开和田庄的猝死。而事实上，在叙述的时候，小说又并不是按照这些节点展开叙述的。比如“1995年”这一年，就是从1992年广州“股疯”事件开始叙述，甚至把时间回溯到了1987年，因为这一年，田庄的丈夫考到广州就读于华南工学院。再比如“2009年”，这一年对于田庄而言，似乎并不具有节点的意义，之所以要特别强调2009年，就是因为在前一年——即2008年——中国北京成功地举办了奥运会。在这些节点中，对田庄真正有着决定意义的，可能就只有1970、2011这两年了，因为这两年构成为田庄的生死两端。几个时间节点，又与地域空间勾连起来：李庄与江城、清浦、江城、广州、广州、清浦与李庄，这是一个闭合结构。当时间的轴线对应着空间上的回归，就构成一种闭合关系：人的一生就是由出生地出发到最后回到出生地的闭合过程。
但广州、江城或者清浦，也都只是背景性的空间，并不构成田庄性格的塑造因素。田庄虽冲着广州是改革开放的前沿窗口而考到中大，但她却不是一个积极进取的人。她喜欢广州，也随大流，但广州的浮躁、热度都并不构成田庄的精神背景。倒是身处广州之外的田庄的父母——身处清浦——他们的心意才真正与广州相通。小说中，真正与时代构成互文关系的，是田庄的母亲孙月华。孙月华与田庄构成互文对立关系。从1970—2011年，这四十一年，可谓是中国发展最为变化明显的时段，这中间有“文革”的终结，改革开放，以及扩大开放，和奥运会的召开，到中国崛起。时代的热点，在她身上几乎都有相应的表征；孙月华简直就像打了鸡血，有一股不知疲倦、猛打猛冲的劲头。但极具反讽的是，孙月华虽然是一个响应时代号召的人，但她的一生，总体上却是一个失败者。创业失败，教育子女失败，退休了再创业仍旧是失败，这次是欠了巨债。不难看出，时代在她们身上表现为这样一种互文关系：以直接的方式作用于孙月华，以间接的方式作用于田庄。因此就不能简单把孙月华与田庄视为母女冤家。这里的母女冤家，显然不能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角度展开分析，田庄并没有弑母取代母亲的意味。其对头关系，要从时代互文关系的对立表现加以理解。她们之间构成一种对位关系。田庄主动性不强，缺少行动力，但会反思，有自知之明；孙月华则表现出相反的倾向：没有自知之明，缺少反省，只有行动力，当然，同时也有极强的破坏力。至于为什么是母亲，而不是以父亲作为时代的直接作用者，原因可能在于母亲角色的间接性——她是沟通家人与时代的桥梁。
某种程度上，孙月华才是改革开放时代里与时代同频共振的症候性典型形象：永不知有疲倦，但也不会有精神上的负担和压力。这样来看，田庄倒像是“中间人物”——在与时代社会的“互文”关系中处于中间的位置。而恰恰是这样的“中间人物”，构成了社会的大多数。她不像她的母亲那样积极上进，奋勇直前；她也不像她的弟弟田地，浑浑噩噩，不动脑子，能力不强。田庄属于中间的那一部分。既被推着往前走，似乎又想得太多。既想保持自己的主动性和选择性，又想融入社会。他们的生活充满了琐碎和非传奇性。对他们而言，猝死才似乎是最大的传奇性事件。这样的人，构成时代的大多数，最具有典型性，也最难描摹。既具有独特的地方，也具有普通人的特点。他们以一个个独特的身份出现，但其实显示出来的是“匿名化”“平凡化”倾向，想努力显得特立独行，但其实是极其平凡。“反传记体”特别适合表现田庄这样的角色。
三、“强制阐释”与“中间性格”
虽然可以说田庄是一个“中间人物”，作为人物形象典型程度不够，并不意味着典型性不强。在关于魏微的研究中，谈论较多的话题是“70后”代际叙事。有研究者指出：“魏微是‘70 后’代际作家中极具代表性的优秀作家。从 1994 年步入文坛以来，她始终将同代人作为写作的核心与重要题材。通过对日常生活叙事、“时 / 空”叙事和情感叙事三个维度的书写， 她呈现出了一代人的成长、青春、情感、生活、命运及其与宏阔时代节奏同步的变迁。”魏微似乎也确实在为“70后”立传，《烟霞里》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为“70后”立传的总结之作。小说其实是把田庄放在“我们”的层面表现，以构筑其性格的独特性。这个“我们”并非无数匿名化的大众，而应理解为“70后”一代。“70后”不像他们的父辈，他们没有太多的政治热情，他们表现出“淡化社会事件影响”的倾向；他们也不像“80后”那样与消费社会有一种天然的亲近之感（这在郭敬明的《小时代》中有极为鲜明而症候性的呈现）。他们处在前后辈的夹缝中，既想表现出不同于父辈的性格特点，又与消费社会保持一种天然的隔膜；既不过于叛逆，也不过于进取，但同时也具有极强的忍耐力。他们生活在一种可以称之为惯性的日常语境里。其结果，造成了“70后”一代的“中间性格”。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夸大传主田庄的特立独行和个性的原因。说她属于“中间性格”，还是因为田庄并不是远离时代的自我放逐的人；这种自我放逐的边缘人角色，在同是“70后”的路内（“追随三部曲”）、石一枫（《红旗下的果儿》《我在路上的时候最爱你》）等作家那里有表现，但田庄不是这样的人。
与前一代相比，“70后”生活在“后革命”的语境中，革命的逻辑与激情似乎远去，他们没有过多的历史负担，但也带来“70后”一代的失重感。所谓无所依傍，悬浮空中，是“70后”作家普遍表现出来的精神状态。对于“70后”一代而言，他们的成长期正好处在当代中国最为活跃也最为混乱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生机、活力与无序、震荡并存。这种矛盾状态，与历史感的缺席交汇，往往造成“70后”一代的失落与失重。“60后”一代，尚有革命的激情和找回青春（被“文革”耽误的青春）的热望，“70后”并没有这样的记忆。历史记忆的缺失，混乱和无序并存，遭遇市场化，如此种种，都构成了“70后”一代的精神烙印。“70后”一代在精神深度上表现出普遍不足的特点。观望徘徊，激情不足，活力不够，不愤激，不冒进，不过度，等等，这些都是“70后”一代的精神底色。“中间性格”，最不具有传奇色彩，也最难描摹。某种程度上，“反传记体”正是这种“中间性格”表现的典型形式。
关于“70后”的“中间性格”还可以理解为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强制阐释”关系。这样一种关系，在小说中是以编年体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对《烟霞里》而言，其特别具有创新意义的地方可能在于，以“反传记体”的方式提出具有重大意义的命题：个人与时代的关系命题。小说并没有严格按照编年体的形式，依时序叙述田庄的生平。时序只是大体上的线索。小说常常会荡开来，时间和空间都会脱离其设定的框架。表面看来，小说叙述是想通过写作来还原、重塑田庄和她的一生；但细细思量便会发现，小说的重心不在于塑造人物，因为这个人物在叙述者眼里，是实实在在的存在，而且已经猝死。各个叙述者（每章的叙述者）通过回溯田庄的一生，想理解田庄，进而理解作为“70后”的一代的叙述者自己，而要真正理解田庄和我们自己，就必须深入理解田庄和时代之间的互文关系。从这个角度看，塑造田庄就变成了对田庄和时代之间互文关系的分析。但分析不是探讨原因，因为这里没有原因。如果小说把田庄的死亡写成是自杀，小说可能就会往田庄何以自杀的方向去展开叙述（寻找死因）。但小说中田庄的死只因心梗；也就是说，田庄的死亡事件，是一个偶然事件。死亡作为终点，在这里似乎具有太多的偶然性。这样一种偶然性，使得小说在田庄的出生和死亡两端之间建立起严密的逻辑链变得困难重重。
小说中，田庄的死亡叙事值得细究。田庄与丈夫的感情虽然出现了巨大的危机，田庄和父母的关系也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但这些症结或矛盾并没有导向田庄的直接死亡。矛盾无法解决，这似乎给小说以死亡作为终结带来便利，但小说并没有让田庄在一场意外车祸或暴力中以矛盾无法解决的方式死亡。田庄的死纯属意外：死于心梗。这可能就是田庄这一代人的典型命运。死得过于平淡或偶然，不能从中引申出过多的意义，也不具备隐喻的含义。或者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把田庄放在了拒绝隐喻和“去意义化”的层面上以展现其一生的命运变迁。
小说不是寻找田庄死亡的理由或原因，而是追溯田庄的一生。那么如何才能建立起田庄一生的叙事呢？小说采用的方法是，试图在时代和个人之间建立起联系来（因为田庄的死属于偶然事件，不需要寻找死亡的直接原因）。这其实就是一种“强行楔入”关系。具言之就是，小说常常在讲述田庄的故事的同时，试图建立起田庄的故事与时代的线索之间的对应关系，这是一种赋予。小说用的是这种表述：“这一年”“这一天”，典型如下：
这一年，中国新生人口2710万，平均每天7.5万。无论按年计、论天计，田庄都是这庞大数字中的一个。
这一年，《人民日报》《红旗》《解放军报》发表元旦社论，题目为《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
元旦社论发表的这一天，清浦县青年田家明、孙月华结为夫妇，似乎是，他们以一场婚礼迎接伟大的七十年代的到来。
七十年代的伟大，或许还需验证，毕竟这才第一天。但他们心潮澎湃是真的，年底，他们便生出了小孩。
新的世界展现在他们面前。
这样一种模式，其预设似乎是，生活在转折时代的人们，并不能与时代脱离。每个人，只有在与时代的关联中，才能立身存世；只有处理好个人与时代的关系，才能建构起有关个人的叙事。《烟霞里》所要做的工作就是以叙事的形式建立这样的联系。因此可以说，小说叙述是一种分析、一种建构、一种回顾、一种总结。既要建构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要回顾其得失成败的经验，同时也是在辨析和探讨，个人在时代与个人的互文关系中，怎样才是最好的状态和可能。田庄的父母显然不是，他们都太过于入戏，缺少应有的审视的距离。田庄的生活方式显然也不是，否则，她也不会心梗而死。
从时代的角度赋予个人的行为及其一生以意义，这种赋予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强制阐释”。事实上，它们之间的关系要复杂得多。有些人，比如田庄的父母，努力从时代的角度理解和确定自己的行为，但正因为这种“强制阐释”，他们的行为多以失败告终。而有些人，比如说田庄，努力从这种“强制阐释”中挣脱出来，但最后发现，她其实根本无法逃脱这种牢笼。时代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错位的对应关系。对应是一种“强制”，甚至可以说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但却是一种错位的对应。田庄想努力保持同时代社会的疏离，但最终发现是徒劳，比如说父母兄弟要她接待从家乡来到广州的地方干部，父母兄弟欠下的债务要她去偿还。这其实是表明，时代和个人之间的“强制阐释”关系，任何人都不可能挣脱。越挣脱，可能会被束缚得越紧，田庄的例子就是如此。
结语
某种程度上，“70后”一代的性格特点，正可以理解为“强行楔入”的表征。“70后”一代想保持同时代社会的远距离关系，但时代社会对于个人其实是一种“强行楔入”的关系。这就造成“70后”一代的矛盾性格。想显得极有个性，但其实是主体性不强；以叛逆显示自己的存在，其实存在感不强。他们实在是芸芸众生的代表。或者可以这样说，真正的个性，体现在对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命题的清醒认识上。小说所提出的是这样一个深刻的命题。我们生活在时代的“烟霞里”，看不清时代和个人之间的关系。“烟霞里”，可以理解为这样一种情境：时代的强光透过云雾照亮我们，我们一方面感奋于烟霞的光亮，也可能迷惑失路于烟霞的光亮。这就是辩证法。从这个角度看，个人与时代的合理关系，并不体现在时代热点的呼应与抗拒上，而是体现在问题的解答与回应上。也就是说，“同时异代”与对话关系，可能才是时代与个人之间关系命题的好的状况。
以问题为导向，可以较为清醒地建构起个人与时代和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比如小说中田家明与孙月华的家族历史。这两个家族的历史，提供了观察时代与个人之间关系的线索。孙家是名门望族，是地主官绅家族，但这样的家族，在共和国的历史中，自然要被打倒。他们的“重生”只能是在1980年代以后。田家明一家属于革命家族，在共和国的初期，曾风光无限，但在“文革”年代也会遭遇厄运。这样来看，两个家族，不论是共和国前的对立，还是共和国后的沉浮，都被时代所形塑和决定。他们的个人能力的发挥其实是受到时代的限制并被改写的。这其实是提出了一个命题，即个人只有在时代的限制范围内，才可能有所为。即是说，个人在时代中是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这个限制里面，既有非人为的因素，也有人为的因素，认识不到这点，便可能误入歧途或抱憾终身。认命可能是一种豁达状态，就像田庄的丈夫王浪那样；但认命终究是一种消极的状态，其结果是他与田庄之间婚姻关系的了无生趣和事业上的平淡乏味。小说并没有提供个人与时代关系命题的典范，但它提出了非典范的意义。
小说并没有提供答案，但它把问题提出来了，提供了我们思考的方向和可能的状态。田庄是一种可能，她的父母是一种可能，她的丈夫也是一种可能。小说以田庄的死，把这一问题的严峻性摆在了我们面前：是浑浑噩噩地听命（王浪），还是盲目地冒进（田家明、孙月华），抑或被推着往前走（田庄）？这既是作为主人公的田庄的难题，也是作为叙述者的“我们”的难题。从这个角度看，“同时异代”可能才是处理个人与时代关系命题的正确方式。田庄虽然是学者，但她显然没有做到这点。她既认不清个人与时代的关系，也不能从历史的角度看待个人的命运；猝死某种程度上就成为她的必然结局。
当小说叙述者或作者说“田庄死，我们得以生”的时候，其实是表达了热切认识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命题的愿望。小说叙述者试图从时代和个人的角度理解田庄，并试图把她放在历史与现实的互文的角度加以展现。作为展现的结果，所让人感觉到的，只是田庄的“中间性格”，这可以说是田庄的第二次死亡——在“去主体化”中第二次死亡。从这种展现中，作为读者的“我们”，当然也包括作为叙述者和作者的“我们”，也经历了第二次重生——在成功地塑造了“70后”一代的典型性格后，小说提出了个人与时代之间关系命题的观照问题：“我们”在这个命题的提出中再次重生。从这个角度看，小说以“反传记体”的形式实现的是对史诗的改写与再造。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