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长篇小说《民谣》的故事完全建构在作者的记忆之上，不管是人物的出场还是事件的延展，以及隐匿在乡间的人伦情感和时事更迭都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意念的书写穿插其中也覆盖整部作品；同时，《民谣》故事性的呈现不是最主要的，作为批评家的王尧在这部长篇创作中似乎更注重对语言的打磨和锤炼，以及在这些感知性语言描写的背后对人物、事件导引的尝试，其中夹杂着对死亡、时间、善恶的思考。
关键词：王尧 《民谣》 记忆碎片 意念书写
《民谣》刊登于2020年《收获》杂志第6期，是作为学者的王尧历经十年创作出来的首部长篇小说，也是一部集学者的研究与写作实践为一体的作品。《民谣》以他独有的通感性极强的语言风格和重回大历史叙事的特点入围 2021年1月16日公布的“《扬子江文学评论》2020年度文学排行榜”，名列长篇小说榜并列第四名。《民谣》的创作带着一个远去时代的烙印，也伴随着最后一批时代亲历者的记忆叙述步入真正的历史尘埃；《民谣》中这些发生在几十年前的人物和事件就像当年散布在一条河边的庄和舍，在作者的叙述中逐渐清晰又渐行渐远。
一、散落的记忆碎片及有关“树”的隐喻
《民谣》的整体结构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由主体四卷和后面的杂篇、外篇构成.其中，杂篇是对前四卷书中人物事件相关隐性存在的材料补充，外篇是一则独立成篇的小说中的小说，作者明确该小说主人公是主体四篇中一个人物的原型，与杂篇一起形成对前四篇整体内容结构相互印证和遥相呼应的关系。《民谣》的写作带有某种尝试和突破的成分，试图通过传统叙事记录碎片，再用诸多的线穿起这些飘散的碎片，从而实现从形式到内容的重组并建构起一个少年记忆中的前尘往昔。碎片化的重组和建构则通过以“树”为代表的隐喻来实现和完成。此外，《民谣》的整体结构呈现出与传统的长篇小说不同的地方，前四篇主体内容情节的形成相对完整，而实际又都是开放的，虽然后面的杂篇和外篇做了一些呼应，但“树”形隐喻之下的各个分枝都是可以继续延伸的，就如树及树的枝蔓会伴随着时间继续生长。
小说从1972年5月临近黄昏的一天写起，身为少年的“我”独自一人静坐“码头”，面对着一条河在意念的引领下以看尽千帆为发端，描述听闻从远到近的各种声音及由此带来的各种感受，从摇橹的水声到淘米的水声，从把钻入淘米箩的小鱼放掉，耳边回响着：“奶奶说，大头，这叫放生”到想起昨日怀仁老头儿要把他打捞洪水过后的死鱼送给他，并说“鱼是死的，煮熟，人吃了，鱼儿就是活的”。奶奶和怀仁老头儿关于鱼的言语充满着哲理和有关生与死的悖论，也开启了“我”对于当下所处境遇的反思，外公阶级成分的确认是“我”思索焦虑惶恐的结点，由外公阶级成分划分带来的读者期待和这段有些遥远的隐秘叙事也拉开了整部小说的序幕。
《民谣》的故事完全建构在作者的记忆之上，不管是人物的出场还是事件的延展，以及隐匿在乡间的人伦情感和时事更迭都以碎片化的方式呈现，意念的书写穿插其中也覆盖整部作品；作者将这些记忆中的事件碎片进行了巧妙的构思，使其看似散落四处，实质又有自身内在地逻辑，始终都围绕着“我”的所闻、所看、所思、所做推进故事的发展，在碎片化的叙事中顺序插叙倒叙混合交替出现。语言的表述呈现出记忆碎片的散落样态，这些散落的记忆片段又经作家的重组形成一个类似树状的叙述结构。《民谣》呈现出的这种“树状”结构涵盖了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个层面是社会历史发展层面，也是该作品最深层次的层面。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一棵大树，这棵大树的成长会经历和风暖阳，也会经历风雨飘摇，会经历沉默寂静，也会经历电闪雷鸣，如同春夏秋冬、年复一年不可逆转的四季轮回，其内在的规律是不容改变的；生长在这棵大树上的树叶则是每一个人，树叶的命运是不由自己选择的，长在哪里、哪里营养丰富、哪里可以享受阳光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遇上风雨飘摇命运更是难以预测。这既是一个哲学终极关怀的问题，也是一个探索作为“人”生存本质的问题，而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历史发展洪流中的一片树叶，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卑微渺小而脆弱。第二个层面是篇章结构和文字表述层面的，这个层面的大树是一条躺倒的河流，这既是一条隐喻存在的人类历史长河，也是一条存在于作品中的现实之河，以码头为基点的这条河流构成了大树的主干，其他延伸出去的每一条支流，甚至那些泊都是这棵树的分枝，分布在码头和河流边的村、庄、舍也成为每个分枝的一部分，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便成为这些枝上的每一片叶，“码头”作为短暂的停泊之处是小说的叙述起点。第三个层面是由具象的“人”及其命运结构而成的树，这棵树的主干是由外公政治成分的划分和“我”参与“村史”写作的巨大困顿引发，“我”经历的神经衰弱、“梦魇”、恐惧构成的一个意念写作主体，也是整部小说的主干，由“外公”“奶奶”“外婆”“爷爷”“父母”“小姨”等至亲的讲述构成了每一个枝，而每一个相关联的人和他们的命运沉浮成了这树上的叶。
《民谣》的这种构思让这段重回的历史叙述摆脱了流于表象的批判和认知，完成了一次个人命运被裹挟到时代洪流中故事书写的尝试，也完成了一次对人类命运发展本身的深刻反省，呈现出作者对碎片化叙述强大的把控能力。在这棵大树上，所有人物和故事都在伴随季节散落、泛黄、消失；卷一中关于树和树叶关系的描述其实就是隐喻的“树”最为具象的呈现：
村庄就是槐树的树干，外公只是树枝上的一片叶子，甚至是已经落地的一片叶子，但和外公这片叶子相互映衬的树枝上，还有地主家族、游击队、还乡团、合作化，他们都与外公生长在同一棵树上。在进入老年的时候，他所有的事被别人翻了一遍，别人鉴别他生命细节的真伪，而他自己无能为力。一次我在那棵树前停了下来，我看到树叶上有很多小虫子在爬着，吞噬着树叶。我回来时跟母亲说：“虫子比叶子厉害。”母亲说：“虫子也怕药水，打了药水，虫子就死掉了。”母亲的想法还是简单的。我继续说：“今年的虫子死掉了，明年还会生虫子。今年的叶子落了，明年还会长出叶子。”我说的意思是树叶与虫子的关系，好像在循环着。我当时还没有循环这样的概念，但我觉得事物的关系应该比母亲说的要复杂得多。“我们这个大队就是一棵树，有叶子也有虫子。”
这段描写印证了作家所要表达的“人”最本质的社会存在，不管“外公”是什么成分，他都和其他许多划分不同成分标签的人们在“社会存在”这棵树上，这是一种存在的客观真实，也隐喻了以“树”为表征的社会存在的真实模样。
《民谣》阅读起来像是游移在作者的意念之中，很多感觉是朦胧和飘散的，从以码头为轴心的白描式的描写勾勒到感官听觉嗅觉的全部参与，使得作品读来时时会在脑海中呈现出烟雨江南的潮湿朦胧感。此外，这种阅读的朦胧和飘散还体现在语言表达和对人物事件碎片化的剪辑中，通篇读完感觉所有的过去都是那么地真实，却又是那么地遥远，恍如隔世的思索与存在让20个世纪曾经散乱的十年有如弹指一挥间一般在人们的记忆中灰飞烟灭，漫长的十年在作者定格的1972年中匆匆而过，让整个作品充满了对存在悖论的思考，而那些经历过动荡年月的人们也在作者写作中一次次走近我们又一个个远去，在以阶级成分定论的年代有许多背井离乡家破人亡苟且活下来的人，他们平凡渺小而卑微，在阶级斗争的缝隙中小心翼翼地存在，轻描淡写地被讲述，不论活着还是逝去，这些生命都曾鲜活，但是除了三小其余更多的人其实都只存活在了老人们的口中。
作者在对前尘往昔碎片化的梳理中，让读者看到了五十多年前的这段历史，以及“我”的旁观和参与。在“我”看似旁观描述却又带有主观臆断的讲述中，一方面是村庄秩序在这场运动中被打破，另一方面是“我”在经历一个个人物命运沉浮中，不断面临着原有的记忆或者是原有对人判断的思维定式被打破，又再被重组，并以此建构起属于“我”的认知与记忆。在这些散落的记忆中，每个人的背后都隐藏着一段历史和一个对“我”来说鲜为人知的过去。“我”的叙述既带着全知的视角，又带有某种猜测和不确定性，“我”对每个人和每件事的确认和判断很多时候都要借助旁人的讲述，而“我”又在这部作品里借他人的叙述来讲述他人的故事，让故事中的很多人很多事件都来自一个间接的结论和判断，这使得原本设定的真实又多了几分不确定或臆想。就像作品中被裹挟在一场政治运动中的人，他们的成分确认成了一件说不明道不清的事情，阶级成分的界定与原本的善恶、是非没有了直接的关系，民间的伦理判断陷入迷茫，这也成为“我”在朦胧意识到身份的界定对于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之后，被神经衰弱和梦魇困扰的主因，而这个“梦魇”也正是“我”对“人”与社会运动之间关系最初认知的困惑。“梦魇”的核心是一场政治运动带来的“阶级成分”认定，这个认定又牵扯着许多不为人知的事件，而“人”对“人”的判断又夹杂着许多个人恩怨，认定的标准显得那么乏力和苍白，维系民间的人伦关系和人性的复杂多变在这样的运动中几经崩塌，善恶是非变得难以琢磨，每个人都变成了风雨飘摇中的树叶，正如作品中所写到的，到了最后发现这么多人里面只有王二大队长一个英雄。而这种政治运动的无序和成分甄别多种可能性的存在，成为了很多人命运多舛的开始。而“我”的成长其实从出生开始就变得“树欲静而风不止”。
《民谣》的书写让我们看到尘世之中再繁乱的过往都已经是过往，所有曾经的存在都是曾经而已，这些零散拼接中许多人的故事都只是几十年红尘过往中的一个片段或是瞬间留闪，很多人的人生我们都只看到了一部分，剩下的都是遐想和留给读者思忖的。这种故事的不完整和残缺其实也是我们生存际遇中人与人之间往来关系的真实写照。
二、游移于感知中的语言与真性回归
作为长篇小说，《民谣》的故事性呈现不是最主要的，作为批评家的王尧在这部长篇创作中似乎更注重对语言的打磨和锤炼，以及在这些感知性语言描写的背后对人物、事件导引的尝试，其中夹杂着对死亡、时间、善恶的思考。
从开篇第一句：“我坐在码头上，太阳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就把《民谣》的创作语言带入到一个极高的感知世界。作者王尧用这句话对太阳的感知设定了一个温度，不仅打破了我们对日常温度高与低、热与冷的判断，而且把它具象为一张薄薄的纸。这种对温度的判断使得温度变成了某种不堪一击的材质——薄纸，垫在屁股底下是需要小心翼翼的；这种感觉把春夏之间临近傍晚留在码头石板上太阳的余温写到了极致。同时也在感知上为《民谣》设定了一个基调：这是一个带着些许温暖的故事，带着某个季节黄昏的温度，更带有某种黄昏的隐喻意义，似乎在隐喻一个逝去的时代。与春夏之交傍晚太阳微薄的温暖不同的是作者对秋水的描写更是显得极致而唯美，“我赤脚站在码头的水中，感受到了凉意。秋天的河水似乎比夏天浓稠，转身自水中上岸时，从脚面滑落的秋水像丝绸一样”。把浓稠的秋天的“河水”比喻为“丝绸”，展现出作者精确的语言表达和细致入微的感知，这些比喻成为《民谣》的经典之笔。
在作者感知的同时，我们还可以体察到作者巧妙应用这些比喻建构人物故事的写作技巧，这使得作者的感知记忆与小说的人物、故事建构起一个个“网”的关结点，并以此串联起一个个的人物和事件，让这些散落在记忆中的故事和碎片化的情节在这些关结点上延伸，没有固定的规则，只是随感知而呈现，人物的出场完全就是依循着嗅觉、视觉、知觉进行。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强调了这些人被记住、被叙述其实是源自作者感知中曾经最强烈的部分。在这样的感知弥漫中，嗅觉参与思索的内容占据很多篇幅，比如对“霉味”的描述就出现在作品的多个地方，出现在开头的“浑浊的潮湿抑制住了麦子的霉味，阳光下，发酵出来的味道缓慢地扩散着。后来方小朵贴近我时，她觉得我身上还有这种味道。凡是空地都铺满麦秸，不必用脚踩，霉味肆无忌惮地冲出来，钻进所有人的鼻孔，我们这个村子的人在一个季节都失去了正常的嗅觉。你若是把脚踩在麦秸上，霉气就会在水泡中热乎乎地张扬出来”。“呼吸的不连贯让我觉得这世界存在两个空间，我一直处在饱和饿之间。你盯着路上的麦秸，眼睛会发花，霉气呛出了眼泪，时间久了，脑子像中毒一样迷乱。想来，那些在空中飞翔的鸟儿也一样闻到了霉味，它们逐渐从我的天空中消失，它们一定飞到了没有霉味的远方。”
此外，对“霉味”的描写还出现在1972年5月三小（余光明）的葬礼之后，这个“霉味”看似在作品中的位置不同，但其实都是在那一年的同一个时间段呈现出来的，等待不知何时能归来的外公和回忆三小的死亡与葬礼都是在1972年5月，这种感知中的刻骨铭心就在于此。作品中写道：“那些过于活跃的蚯蚓或许预示着5月的水灾。我不知道这是预兆，在三小的棺材下葬时，可能只有我在意了那些蚯蚓。在一顿晚餐上，我终于被弥漫的麦子霉味呛到了，我还想到了坟墓中的蚯蚓，我吐出了喝下去的稀饭。我一边抹嘴巴，一边说到蚯蚓的细节。父亲母亲都相信我说的是真的，在喝了徐医生配的汤药后，我的神经不是那么衰弱了。我在饥肠辘辘时特别能判断出这种味像粮仓角落里的农药粉的气息，我在爷爷的粮管所熟悉了这种味道。整个村庄都发霉了，腐朽了。晒干的麦秸因为腐朽已经断了筋骨，我们无法再用麦秸编织草笼子。你站在庄前的桥上，再也看不到连续的浓郁的黑烟从烟囱里冒出来，灶膛里的麦秸燃不出光亮的火。但无论你在哪个地方，只要有炊烟，你就能闻到麦秸的霉味。我和我所有的乡亲，口、喉咙、胃、肠子和肛门就像烟囱一样。我的尿和屎都散发着霉味……”；“空气再混浊，我也要呼吸。我不得不重复我在开始就说过的那些话。我在梦中也重复了我之前就叙述过的那些感觉：潮湿抑制住了麦子的霉味。发酵出来的味道缓慢地扩散着，你若是把脚踩在麦秸上，霉气在水泡中热乎乎地张扬出来。我在饥肠辘辘时特别能判断出这种霉味像粮仓角落里的农药粉的气息。整个村庄都发霉了，腐朽了”。这里两次使用了同一句话“我在饥肠辘辘时特别能判断出这种霉味像粮仓角落里的农药粉的气息”和“整个村庄都发霉了，腐朽了”，旨在强调“粮食”与“发霉”“腐朽”之间的关系，有其特殊的深意。
除了“霉味”，作者还对其他气味进行了描述，比如说小镇的气味，在作者的眼里就混杂着各种市井生活的气息，与乡村单一生活带来的单一气息有所不同，“即便是在夜晚，我也觉得小镇的气味是浑浊的。镇上的人家是用煤球炉的，街上的拐弯处都是一堆堆煤灰；镇上人的粪便和乡下人不一样，厕所特别臭；女人从身边走过，化妆品的味道也是异样的”。
在描写这些感官气味的同时，大量的隐喻也深含其中，比如作品主要人物之一杨晓勇出场；作者看到鸟儿飞，想到会爬树的杨晓勇。而“爬树”似乎又是另外一个隐喻，勇子在村委会表现积极，作为对“文化革命”的绝对支持者，勇子对“我”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勇子让“我”成为“村史”写作成员的时候，“我”对勇子所言的文化革命充满了朦胧的向往之情，但外公成分的不确定又让“我”在这种朦胧的期待中感到害怕，奇怪的梦魇便开始伴随着“我”。年轻的勇子在积极带领大家“围湖造田”中受到了批评，但是作为普通人面对自己的爱情和仕途抉择时放弃了仕途，回归生活本身。“爬树”所隐喻的内涵在小说正篇的最后可以看到相印证的内容：“我曾经认为勇子将是外公他们这一代之外的另一种可能，现在他就像爬树一样，爬到很高了，但滑落到地上。但我很快否定了自己的这个比喻。勇子应该是爬到高处，他在空中已经看见和看清了很多东西，于是他自己从树上顺势而下。就像季节转换一样，我和勇子换了一个角色，他从树上下来时，我期望自己成为小鸟，能够栖息在树枝上，然后再飞翔”。这个隐喻还可以在小说中的小说“外篇”中主人公奋斗身上找到依据。
作品开头“我”在码头的等待成为作者思索“时间”、感悟“生命”埋下的伏笔。那一年5月的“等待”只是等待而已，我们始终没有看到外公上岸的叙述，到篇四结尾的时候却看到了我和外公在码头搭着沉重的水泥船去县医院看病的场景，我和外公躺在狭窄的船舱要度过一晚才能上岸，在这样一个狭窄、压抑几乎难以呼吸的场所随波逐流，有一种强烈的漂泊感。在这漂泊的一夜我们看到了外公轻描淡写描述的过去，看到了包括地主胡鹤义在内的许多人的过去，也对篇一陆续登场的诸多人物在读者心中留下的许多疑惑在这里做了释疑和了结。但这一夜的漂泊也以隐喻的方式宣告了人生的某种存在状态，也让读者跟随“我”与外公对话以及“我”的游移之思不觉中滑过了几十年的光影，许多的人物和命运一晃而过。从所相识老人的相继离世到同龄人三小的“死亡”给“我”带来的恐惧，“我”对生命和时间的体悟也都成为作品重要的表现内容，个人命运的沉浮在大时代洪流中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但当我们走近每一个人时，他们却又都是那么鲜活，有他们自己的生存逻辑和生活轨迹，但个人命运在时代洪流中带有的不确定性又让命运带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宿命，当年村史写作过程中这个被委以重任的懵懂少年在几十年后记录了自己听到的看到的，内心期许的和现实真实的一切。与村史写作有无关系的人和事渐次登台，在打破村庄原本秩序的社会政治洪流的背后，是一个身在其中却又对社会政治生活似懂非懂的少年“我”，“我”积极要求进步和带着紧张兴奋积极参与村史的写作非常符合一个涉世不深的少年所具有的心态。只是当这种参与带有某种置身于民间伦理之外对人的标识和考量牵出自己的至亲时，少年的心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方面为自己能参与到这种运动之中感受到社会责任赋予他首肯的兴奋；另一方面，供销社的布告栏上每天出现的名字又让他倍感焦灼、困惑、不解与惶恐，就怕自己最熟悉的跟自己有关联的人出现在这里，以至于原本无意从“外公”“奶奶”“外婆”“父亲”“母亲”“小姨”等那里被动听的他在面对某些人事的时候开始主动关注。
因为对小说中很多人物的彻底了解过程是伴随着少年的了解过程推进的，所以作品的叙事节奏也相当舒缓，就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寻常生活，有些人物和故事也可以被反复提出，但真相或者说缘由总是会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登场，即使这个人物在整部作品中显得无足轻重，依然会在很多场景中被提出。这让这部作品在对时间充满思考探索的同时还掺杂着对人类命运的理解。就像作品中所写的：“一直在这个村庄生活的乡亲们不会说出选择这两个字，但他们一定想选择自己的生活。王二大队长，外公，胡鹤义，勇子，他们都想改变生活。他们是不同类型的人，生活的想法也不一样，但他们都是失败者。我十四岁了，我看到了无法改变的生活。”循环往复不仅仅是作者对社会发展的理解，还包含对“时间”的认知。对过去的回忆和在过去对未来的期许，其实就是作者设定的一个时间观念。作品中有一句话这样写时间，“时间太恐怖了，恐怖得让曾经的恐怖烟消云散”。，作品两次提到大队部办公室墙上的挂钟，一次是开头小姨跟我说，一次是结尾“我”在跟勇子说，“这是外公走了一夜的路，从县城捧回来的。”这里面隐含的时间既包含挂钟本身所指示的时间，也包含“一夜的路”这个更为具体的时间，更是用“捧”字把外公对于“时间”的敬畏写到了极致。显示出作者对于“时间”表达的探索，和对“时间”理解、把握、建构为写作实践的文学自觉。
而对死亡的恐惧则是伴随着对季节的认知和对“寒冷”的感觉进入“我”的内心，在“我”的心里“春天”是哭丧的。“4月的乡村是恐怖的，许多熬过冬天的人是在春天到来时死亡的，当万物开始生长时，万病复苏，田野里新坟无数。我会在梦中醒来，我会落泪枕上。只要听到母亲的咳嗽声，我就会有噩梦。我在4月总是忧郁的，忧郁到抑郁，心里北风飕飕。我特别害怕田野里遍地的菜花，那不是我们后来见到的田园风景。菜花的茂盛可能与菜籽的收成有关，但这与我无关。遍地菜花时，上坟了，我跟在大人后面，追忆无数死亡的故事”。而“寒冷”则是与“死亡”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一种直觉，“我第一次看到小说里写人在被枪毙前双腿抖得像筛糠，我想这样写的作家一定是在农村里长大的，或者他被寒冬伤害过。只要是冬天，我每天都有小说人物被枪毙前的感觉。特别是临近傍晚，当门窗关得严实时，从缝隙里一条线刮进来的风，像刀一样砍过来。只有靠近煤油灯时，我才相信自己呵出来的是热气。最温暖的时刻是小便滴在裤裆里，那几分钟的热气远胜过接下来的冰凉。”
《民谣》主体部分用《孟子》里的一段文言文做结尾让人回味无穷，对人性善恶的考量也在这里画上了句号。《民谣》的写作让我们体会到：即使经历同样的事情，经历者的心是不同的。不自由的会在逼仄中困顿，而自由的则可以因为辽远而舒展。进入作者设定的主角生活轨迹必然带来的感受中，忽然明白即使经历诸多的离丧之痛，所有的感受都已经让读者不肯再回到立场中的任何落脚点，因为生与死和落脚在这里是平等的。就像王二大队长的死及后人的纪念以及作者所言发现这些人中他是唯一的英雄，而胡鹤义的死、怀仁老汉的死、三小的死等诸多人的死都是那么地卑微而寂静。人的命运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感受系统，所有的命运沉浮在这样的平静叙述中体现出的不是消极宿命，而是对自己感受系统的平静担当。能够如此明了而平静地接受自己的碎片化的感受带来的对生与死及命运的感知是幸福的。
[作者单位：塔里木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