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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春樵:悲天悯人是作家的天性

许春樵:悲天悯人是作家的天性

《下一站不下》,许春樵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年12月出版,58.00元

悲天悯人是作家的天性,作家仁慈善良的心与生俱来。我写小人物不需要刻意去体验生活,因为我自己就是小人物,写他们也就是写我自己。

读研期间,年轻的许春樵迷恋过一段现代派小说,整天跟乔伊斯、福克纳、马尔克斯、普鲁斯特、罗布格里耶、罗兰巴特等人的作品“厮混”在一起,写了不少,也发了不少先锋小说,如《悬空飞行》《推敲房间》《miss纹失踪以及那一年发生其他事情》《从此出发》《对会议的一种把握方式》等。先锋小说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退场,许春樵也随之退出,回到传统、回到故事、回到现实,从欧洲18、19世纪的经典开始研读,尤其是像哈代、托尔斯泰、司汤达以及中国明清的话本小说等,主攻故事、人物、情节和细节设计,作品也变得好看了,好读了。他的小说故事为王,人物至上,情节绷紧,细节不放。在小说语言上,将传统叙事与先锋叙事混改,形成了个人化的后现代叙事,反讽、隐喻、夸张、象征、拟人、通感、异质比喻等手段经过二三十年高密度反复使用和实践,渐渐地内化成一种写作惯性。

许春樵的长篇小说《下一站不下》中,主人公和张月秀、艾叶、汪晓娅,连同妻子吴佩琳这四个女人,从小说的开场一直纠缠到最后一页。这部小说实际上写的是“一个男人与四个女人”的故事,故事背景是中国市场经济跌宕起伏近三十年的历史。小说在故事中探索了婚姻与爱情被现实绑架后的无奈,在现实挤压下的异化,与现实对峙中的抵抗。而中短篇小说集《月光粉碎》则收录了4篇讲述“小人物”际遇浮沉的故事。许春樵与他笔下的人物共呼吸,用冷静锋利的语言,刺穿了小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他们虽深陷生活的旋涡,但不改天真本色。他们平凡而高贵,贫穷而坚韧,用肉身构筑抵抗命运浊水的堤坝。每一次与现实的碰撞,都展现了市井之人的顽强与尊严。

中华读书报:在创作上,您是自己一路摸索着走来的吧。

许春樵:写小说跟当木匠、干裁缝、做厨师不一样,不好拜师,也不能拜师,因为每一个写作者的生活体验、叙事敏感、审美趣味、情感态度、人生立场,千差万别,互不兼容,甚至是相互排斥。比如福克纳和菲茨杰拉德都是美国伟大的作家,如果谁当谁师傅,谁做谁徒弟,废掉的至少是一个人,甚至是两个人。将《喧哗与骚动》和《了不起的盖茨比》放在一起,就像将交响乐和二人转放在一起势不两立,叙事方式、结构方式、审美趣味不沾丝毫的边。所以,我没拜过师,也没接受过指点,只靠自己一路摸索。小说只有自己悟出来的办法才是有效的,管用的,别人告诉你的,教给你的,你很难照葫芦画瓢画出来,就算画出来,从动笔那一刻起就走样了。

中华读书报:《下一站不下》创作中改稿11遍、删减近30万字,能谈谈具体修改了哪些方面吗? 您一向这么看重修改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耐心和定力?

许春樵:之所以改11稿,是因为工作太忙,写小说的状态不对,写一阵子,放一段时间再看,觉得别扭,血脉不通,气息不顺,于是手起刀落,将那些横七竖八的情节、细节、对话,统统剁去。直到疫情来了,人被封死在书房里,小说中的故事、人物、情节才纷纷活过来。删掉的30多万字,不是一次性删的,是反反复复很多轮次砍掉的,尤其是前半部分,第一次写到16万字,删掉8、9万字,写到20多万字体量时,感觉还没到位,又删掉10多万字,几乎是推倒重写。交稿后,出版社排校版发了过来,我让出版社暂缓印刷,又磨了一遍——我发觉字太多了,书太厚,捧在手里太重,想让书薄一点,所以才对每一个字洗桑拿一样,按摩了一遍。

我写作一向很慢。一篇小说可以成就一个作家,也可以毁掉一个作家,《麦子熟了》磨了有五六遍,开头改了七八次,中篇《月光粉碎》9个月交稿,短篇《遍地槐花》5个月交稿。我基本上是用别人写一部长篇的时间写一个中短篇,写长篇是“爬雪山、过草地”式的向前。这也说不上耐心多强,定力多高,我从一开始写作,就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因为自己喜欢,才追随小说的,喜欢就是动力,写得让读者喜欢,已是最高目标了。至于小说获奖、影视改编,弄出动静、发家致富,不是写小说的初心,也就不怎么在意,一切随缘。小说之外世俗的温暖和利益无法把控,但对文字忠诚,对写下的每一个字负责,我能做到。写作这么多年,一以贯之。

中华读书报:《下一站不下》写了改革开放背景下民营企业的变化,小说写的是一个企业,记录的是一个时代。

许春樵:《下一站不下》两条线,第一条是婚姻情感线,第二条是企业事业线。宋怀良创办的民企“怀琳装饰装潢公司”从发迹到倒闭,没有具体原型,但这样的民企在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中非常多。所以,宋怀良其实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他是第一代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典型代表。

中华读书报:《下一站不下》里的爱情线索较多,小说中专注持久的感情,在现实生活中还常见吗?您是如何看待爱情的? 感觉您对爱情充满了理想主义。尤其是小说中吴佩琳问:“怎么做,才能白头到老?”宋怀良答:“就这样,在大雪中一直走下去,就走到白头了。”写得特别动人。

许春樵:“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我有一个固执的偏见,对婚姻的忠诚,不只是德行,而是审美,是对美的永恒价值的坚持与捍卫。当然这是理想主义的婚姻逻辑,现实总是残酷,宋怀良和吴佩琳的美好爱情,成就的婚姻竟是一地鸡毛,闹离婚闹得天昏地暗,然而坚定离婚的宋怀良在吴佩琳身患绝症时,与另一个要跟他私奔的女孩艾叶一刀两断,又回到妻子身边。好多读者说宋怀良不会这么做,也有读者说会这么做,不止一次地面对提问“有这样的人吗”? 我说:“有,也有可能没有;你想有,他就有。”这就是小说,这就是人生。爱情是心灵的默契,情感的叠加,但要由日常琐碎而严酷的生活发放验证码,才可成立。我对爱情的理想主义抒写,实际上是对现实无望中的想象,有评论家说这是浪漫主义。

中华读书报:在各种诱惑中宋怀良坐怀不乱,为吴佩琳坚守护着底线,可种种误会没能完全澄清,吴佩琳在婚姻生活中不安、怀疑和焦虑,最终两个人的婚姻走向末路。小说以平民化的叙事视角和生动细节,描写了不同女性的情感世界,充满了悲悯情怀。在刻画女性心理方面,您有什么技巧吗?

许春樵:小说说的是不如意的人生,说的是有难度的生活。好的小说是那种让你一言难尽的小说,欲言又止的小说,甚至就是那种让你哑口无言的小说。小说的丰富性、复杂性、多维度就体现这里。小说最怕一眼看穿,当年法国新小说派就对巴尔扎克的爱憎分明不满,所以,《下一站不下》里对宋怀良吴佩琳婚姻情感的几十年相爱相杀,没有进行对与错、是与非的简单裁决,我把裁决权交给读者。

中华读书报:小说非常好读,也并没损失艺术性和文学性。您的很多作品都被改编为影视剧,在可读性和思想性方面,您是如何平衡的?

许春樵:小说是一个系统工程,出一点纰漏,小说就会被读者扔下了。作为写作者必须提高警惕,在故事性和文学性上不能丝毫马虎,得拼尽洪荒之力,确保小说的质量,小说的结构、语言、对话、描写、节奏等等要严格遵守小说纪律。我有6部中长篇小说被买走了影视剧和舞台剧的改编权,已完成拍摄、排练、公演的有3部,《下一站不下》有三家公司洽谈,最终选了一家最有诚意的公司签约。这些都是小说的延伸效应,严格说来,影视剧已是另外一个作品,不属于我了。作为小说作者,我考虑更多的是在讲好一个故事的同时,要在故事的背后,呈现出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生活真相、情感真实和历史命运。我始终认为,作者站位的高低,决定了作品思想的高下。

中华读书报:《月光粉碎》收录了4篇讲述“小人物”的故事,您对于这些底层人物始终葆有悲悯之心,以无限的爱和耐心描写他们的生存困境。这些故事来自哪里?还需要刻意体验生活吗?

许春樵:悲天悯人是作家的天性,作家仁慈善良的心与生俱来。小说集《月光粉碎》里的小人物故事没有原型,是因为我对社会隐秘角落里的小人物,有着长年累月的关注、担心、焦虑、感动、疼痛,所以当某一类底层生活体验的压抑到了忍无可忍的时候,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就全都站到了我面前并提示:动手吧! 我写小人物不需要刻意去体验生活,因为我自己就是小人物,写他们也就是写我自己。

中华读书报:《月光粉碎》是一个关于救赎的故事,情节反转,甚至有些荒诞,但是对人性的探索十分深刻。在写作时,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许春樵:我写小说注重从故事出发,向人物内心挺进。只有走进了人物的内心,才能走进读者的内心。在人的精神、情感、灵魂的纵深地带,演绎人在现实世界面前的无奈、无助、无常、挣扎、受伤和寻找获救的出路。《月光粉碎》里的姚成田因为一次误杀的命案,8年时间里,他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没有逃脱灵魂的灾难,他用自己的财富和善举去为自己的过失赎罪,但最终还是没能走出那万劫不复的内心的黑暗。8年一滴酒不喝的姚成田在喝了二斤白酒后,骑摩托车一头栽进了河里。他的肉体毁灭了,但他的灵魂上岸了。我写小说最看重的是以悲悯恻隐之心,探索和解剖人的精神世界,在人性隐秘真相的揭示中,完成小说的意义和价值。

中华读书报:您的中短篇和长篇几乎是齐头并进,互不干扰? 在不同的体裁中,享受的乐趣也不一样吧?

许春樵:长篇和中短篇是不同类型的小说,写法也有很大的差异,中短篇的情节控制、场景描写、人物对话与长篇小说有不同的规则,体裁相互切换中,是要注意把控的。写短篇考验作家的精巧构思,写中篇追求故事与人物的平衡,写长篇则要在人物或家族命运的抒写中,完成对一个时代的隐喻和象征。长中短篇小说,各有各的技法,各有各的面貌,各有各的乐趣。要驾驭好各类小说的写作,需要付出一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