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葬：三至六世纪士族个体安顿与家国想象》，李华 著，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人忌讳谈生死，但年轻人的生死观却在转变。不讳生死，成为这一代大多数年轻人对待生命的态度。调查中，有超过三分之二的人曾与朋友讨论过死亡。生前预嘱和丧葬方式在生前规划中最被看重。风景、是否在家乡、性价比则是墓地选择中为最重要的三个要素。
孔子主张“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从“入土为安”到“烟花葬”，如何才是对逝者最大的尊重和体面，如何面对“向死而生”“事死如生”“事亡如存”。在这些人生终极问题上的选择，完全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家庭结构变化、人口流动、男女权力此消彼长、个人价值观、信仰，甚至审美。
“死于先人墓”对中古世家子弟有重大意义。考古所见的墓葬作为死亡的遗存，不但是人类物质社会的遗存，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反映；不但有关死，也关乎生动的人类社会。墓葬不是脱离历史背景而独立存在和发展的孤立事物，而是与当时的政治、社会、宗教、文化等密切联系而互动的一种文化遗产和文化结合体。
回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割据、人口迁徙、民族交融以及外来宗教和文化的渗透，共同促成了汉唐之间的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当千年后重启那扇“幽户”，面对灰烬式的遗存，回望那个离散时代，看到的是失去故乡的流寓士族在葬地选择、死后观念、礼制变革、意义诠释上有过的纠结、对抗、妥协和创造；是“归葬”如何借旧观念惯性加入新社会的权力形塑、身份建构；以及六朝士族“以何为归”的文化心理演变。
永嘉元年（307年），以王敦、王导为首的琅琊王氏辅佐琅琊王司马睿渡江，随后在南方建立政权，史称东晋。北方流寓士族在新土地上夺取政权、建立新生活，不得不思考和处理与地域、血缘、家国、宗教等的关系，而“祖茔”所在，“归葬”何处，恰好勾连起这些复杂问题。
作为文化符号的“归葬”，为当时的士族提供了新的想象死后世界以及认识自身的方式。它与当时文学作品中对归隐的渴望有暗合关系，从中可以爬梳出对 “隐逸”“归隐”意象的新认识。中国人或多或少都向往过六朝名士的“自由放纵”和“归园田居”，从文学、艺术直至心灵世界的“归葬”到“归隐”。“归”可以作为价值观，独立于故乡、祖坟之外，而演变成为权力归属、身份认同、文化归属。在“归”的意义变迁中，六朝士族重新安顿了个体、家国、宇宙，从而深刻影响了中国文化对“个体自由”的理解。
作为文化符号的“归葬”，也对现世研究历史文化和古代社会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它为人们了解一个时代的选择、人性、文化性打开了更多视窗。正如《归葬：三至六世纪士族个体安顿与家国想象》一书作者李华与蒲慕州教授对谈时所言：历史的真实力量在于“感同身受”和“洞察人性”。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更多地了解人类社会，过去的人做了什么，如何做的，又为什么做，有些什么结果和影响。这些问题的解答，最后都关系到对人性的了解。
人是有记忆的动物，记忆造成人的自我认同，人也靠记忆（加上理性）形成个人价值观，而社会集体记忆则形成文化认同，这使得了解过去发生过的事变得重要。当人的一生被浓缩为小小的一块墓碑，每一个个体又会为它赋予怎样的意义？于有涯之生寻找永恒归宿，我们还需要更多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