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被称为隐逸之宗。虽然昭明太子萧统已为其编辑了较为完整的集子，然而关于陶渊明生平的文献却极少。关于陶渊明的生卒、仕隐等信息，世间存在不少争议。这些争议影响了对陶诗陶文的正确解读。其中特别关键的就是，陶渊明为何多次出仕、迟迟而归去来？他对东晋被刘宋取代的态度如何？戴着有色眼镜去读陶诗陶文，往往会将其艺术与思想的境界缩小，从而引发误会。
《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顾农 著，中华书局
顾农先生的新著《归去来：不一样的陶渊明》（以下简称《归去来》），是近年来解析陶渊明的力作。作者通过传记与诗文、思想解读的结合，尝试为我们清除迷雾，还原真相。
本书曾引述鲁迅先生研究魏晋风度的一句话：“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为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若以此来评判本书，则是详尽地占有文学与历史的各种资料，周密地解析全部陶渊明诗文，然后又以严谨的考据与诠释，呈现出与旧说不同的真实的陶渊明。
再说《归去来》一书的构成，分为上下两卷以及五则附录。在我看来，其核心就在上卷《陶渊明的人生》，大体完整地告知读者，几度出仕又几度归隐的陶渊明的真实人生，作者的主要观点基本包括在其中，原本也可以单独成书。而下卷《陶渊明的诗文与思想》则是分别从陶诗、陶文以及小说家、家庭教育等方面为上卷再作补充，丰富而立体地说明其人其文之不同侧面。下卷还有第十一章《陶渊明的思想与艺术》与第十二章《陶诗陶文选析》，可以看作本书的第三个组成部分。前者讨论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与如何在艺术上复古而开新；后者包括31篇短文，对陶诗陶文进行具体而细微的赏析，大体囊括了陶渊明全部重要的作品，其中也多有对疑难问题的考辨。如果再增加一些关于诗文创作技巧，也可以单独出书。所以说，《归去来》一册，乃为顾先生关于陶渊明的传记、思想与艺术研究、作品赏析三合一的精华荟萃。
为了认识陶渊明的真实人生，本书抓住了与之相关的四个重要历史人物，将其关系网络说明之后，其实陶渊明本人会有什么样的选择，已经一目了然。一是其曾祖父、寻阳陶氏始迁祖陶侃，官至东晋大司马、封长沙公，他的一生从低级小吏做起，最后做到“都督八州，据上流，握强兵”的权臣，事实也暗暗生出不臣之心，只因上了年纪而功成身退。陶氏家族渐趋衰弱，陶渊明的叔叔陶夔还担任过尚书，推荐他担任彭泽令的就是这位叔叔。陶家，其实与此前的琅琊王氏及当时的江州桓氏一样，都曾是掌握权势的大士族，他们都不见得会对东晋王室特别忠心。二是外祖父孟嘉，原本是陶侃的女婿，故与陶家是亲上加亲的关系，他先事于庾亮、庾翼，后事于桓温，陶渊明的初次出仕就与他有关。三是桓玄。江州桓氏先有桓温，乃是孟嘉的府主，陶渊明对其持有相当的敬重。桓温的侄儿桓玄，则是陶渊明出仕服务多年的府主，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桓玄取代东晋一度建立“楚”政权，并将晋安帝司马德宗安置于寻阳的时候，正好遭遇母丧回乡守孝的陶渊明对此不置一词，感情上明显向着桓玄。四是刘敬宣，其父为北府兵名将刘牢之，后来击败桓玄而成为南朝之宋的开国皇帝刘裕，也曾是刘敬宣的部下。陶渊明在刘裕幕府短暂担任参军之后，就在刘敬宣的幕府担任参军，并且为期较长。无论刘牢之、刘敬宣还是刘裕，其实都是与桓玄目的相似的权臣，晋安帝也只是他们手中的工具而已，至于陶渊明在他们手下的几次出仕，目的只在养家糊口。至于东晋王朝，原本就是士族们扶植起来的政权，先有“王与马共天下”，后有陶侃、桓温、桓玄以及刘牢之、刘裕，原本就不像一个王朝，又有什么为之“忠愤”的理由呢？
此外，推翻“忠愤说”的另一个小证据就是陶渊明归隐之后，曾两次得到朝廷的征聘，故被称为“征士”，一次是在东晋末的义熙年间，另一次则在刘宋王朝的元嘉四年。在萧统《陶渊明传》中说其“将复征命，会卒”，也就是说，改朝换代之后请陶渊明出山，他本想同意，可惜不久去世故终未出山。本书对后一次征聘的考辨，无疑进一步说明了“忠愤说”的荒谬性。
陶诗陶文的细读慢品，则更可以说明决定其人生选择的性格特点。本书结合《归园田居》“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各本宋版《陶集》中皆为“一去三十年”，考证出其20岁左右就第一次出仕，任职于江州刺史桓伊，主要负责在外地执行公务，这是相对自由的职务。后来担任江州祭酒则比较拘束，故为时较短。“性本爱丘山”的陶渊明，不习惯于在衙门里看长官脸色，为长官折腰，至于担任参军之职为时较长，也因此职务多有外出而相对自由。至于彭泽令则有不同，除了上有长官，还有督邮前来检查，故80多天之后挂冠而去。他在诗中说：“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因为“亲老家贫”之故，不得不多次出仕“代耕”，但其平生志趣皆不在此，生活方式也不能兼容。“质性自然”，无奈之下盘桓于出仕与归隐之间，正好进入一个螺旋形怪圈。
诚如《归去来兮辞》所说，程氏妹丧于武昌与应束带见督邮二事，成为陶渊明最终彻底归隐的两个直接理由，但其根本还是因为久已厌倦官场，且有可以养活全家的资本了。另一说法则是他预感到了改朝换代而逃离。就东晋长期的混乱而言，即便改换也无碍于只求“代耕”的出仕，更何况对晋朝本无好感。本书特别指出，陶渊明的最后归隐，其实还是“结庐在人境”，他的归隐方式与常跟其交往、怀着复杂心态的“寻阳三隐”等人不同。他的隐居是世俗的，不必遁入山林，而是回归园田；不必隐于僧道，而是以儒为宗。所以，才有诗句“命室携童弱，良日登远游”。他过的是士人兼农夫的正常生活，无须如嵇康、阮籍那样咬紧牙关不开口。他可以随便话桑麻、写诗赋，还可以务农、读书、饮酒、访友。只要离开了羁绊重重的官场，就可以保持内心的平衡和洒脱了。
陶渊明的诗文，似乎多有矛盾之处，他会告诫世人：“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他也会安慰世人：“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人生在世究竟应该如何呢？生活在人间的真实的陶渊明，其实就是该种豆且种豆，该饮酒且饮酒，是一个生活在人间的隐士，并不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官场是非而闹心，故而扬弃了北宋方才出现、明清注家无限扩大“忠愤说”等曲解，贴近平常人生的理解，才能贴近历史的真实。只有平视，才能看清陶渊明这位大诗人，他既热爱生活，又视死如归；他除了忠诚于生活本身、忠诚于自己内心之外，从未有过其他忠诚，故也从未有过任何悲愤，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世俗，同时也是最真、最纯的隐士。
除了结合对“忠愤说”的辨析，以及平视陶渊明的诗文与人生之外，本书还针对许多具体的问题加以还原。比如详细解释《述酒》全诗，为其翻案；再如乾隆时期《四库全书总目》中指为伪托的《五孝传》和《四八目》以及《搜神后记》的辨析，特别是《搜神后记》，本书从其辑本多篇小说出发，指出与《桃花源记》的密切关联。陶渊明原本就喜欢神奇洞府故事，这也与其隐逸心态一致。于是，作为小说家的陶渊明，便更加可爱而完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