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古诗学六书，张炜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张炜先生以小说家为世人所熟知，但他却说，“自己的主要文字不是小说，而应该是诗”。实则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登文坛始，“诗人”张炜从未停止过写诗，且推出了《皈依之路》等现代自由诗集。九十年代后，他转向古典诗歌传统，以一颗诗人之心去碰撞历代的诗人之心，即专题性地研究中国古典诗歌，从屈原、李白、杜甫、陶渊明、《诗经》、苏东坡，到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且不时有研究讲稿问世。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将这批讲稿结集为六册出版，并正式命名为“张炜古诗学六书”。
《读<诗经>》分上下篇。上篇为《诗经》五讲，分涉55个主题，“自然人文三横列”“娱乐与仪式”“诗的有机性”“从根本出发”“腻啖之后”“孔子的旁白”诸标题，宛若55支灯火，烛照出一条道路，将读者引向一个深思的方向；下篇为《诗经》选读，注释精读《诗经》中的42首作品。
张炜认为，若要走进《诗经》这部原典，就要随着它的乐声，伴着铿锵有力的节奏，或者是温婉动人的咏唱，踏入堂奥，领略或深沉或辉煌之美，感受它不可思议的力量。在这部书中，他走出了一条别样的道路：自觉不自觉地顺着古人提供的一条“经”线，步入一个广袤而活泼的万物生长的生命世界，这里面有不仅有丰富繁茂的“草木鸟兽虫鱼”，还有形形色色的人；既有饮食男女的欲望，又有庄重刻板、威仪逼人的贵族……旺盛的激情，野性的躁动，恣意放肆的生命感染力，浪漫的情思，自由的嚎唱，所有这一切纵横交错，相映成趣，构成一个多声部的混唱、一个震耳欲聋的王国。这个王国，就是诗的国度，是生命的交响。一条文学大河的源头就在这个世界里，它由无数涓流汇聚，活泼而清纯，生动而含蓄，渐渐汹涌起来。这种巨大的张力恰恰就是一切文学经典必备的品质。
与此同时，张炜以《诗经》为镜，对当下的某些审美的怪乱、价值的失序提出了批评。而作为源头性的生命呈现，《诗经》恰可以成为我们考察根柢、抵御现代语言混乱的一块坐标石。
《诗经》之后是《楚辞》。随着时间的推移，诗人开始焕发出一种勇气，他们不再回避自我，而是愈加强化了个体的存在。对比《诗经》，我们会发现由于歌者（创作者）已经发生变化，《楚辞》的主观性和个体性要远大于“诗三百”。张炜 《<楚辞>笔记》一书，从中国文学史的嬗变中，揭示了屈原所确立的美学品格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崇高地位，同时从屈原身处的战国时期的社会状况与精神格局讲起，为当代读者还原出一幅可感可触的屈原形象。在作者笔下，《楚辞》是屈原独立于世的吟唱：“他从群声中走出，从庙堂中走出，进而又从楚国大地上那些纵横交织的民间吟唱中走出。他将原来的忧虑和牵挂抛诸一旁，自顾自地向前走去，目不斜视，只认准一个方向，吐出一串心声，把看到、听到和想到的都收入思想的囊夹，酿造之后又全数倾出。”“他独立于旷野，仰望星空，在呼呼作响的风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由于变成了独立的个体，各种各样陈旧的法度与规束悉数退却，心中的羁绊迅速解脱，诗人像一个不管不顾的思想的赤裸者，完全自由自在了。”
在作者看来，屈原的抒情是对自我的全方位加强，这种毫不犹豫的大胆放言、吟唱，开拓了后来抒情诗的音域，甚至成为中国自由诗的源头。籍此，我们更深刻地领会到，屈原在美学上、诗学上的孤高独立：自由，同时节制；丰沛，同时凝练；放纵，同时收敛。全书全书分上下篇。上篇为《楚辞》笔记，分涉21个主题；下篇为《楚辞》选读，注释精读屈原传世之作《离骚》《九歌》《天问》《九章》。
《陶渊明的遗产》一书，作者从“魏晋这片丛林”说起，将读者带入陶渊明所身处的弱肉强食、“丛林法则”盛行的魏晋时期。我们由此触摸到陶渊明挣脱官场、投身田园与农事所蕴含的丰厚意义：在“文明法则”与“丛林法则”之间，陶渊明做出了自己的判断与坚守。本书还通过与高更、梭罗、荷尔德林、彭斯、维吉尔、托尔斯泰、蒙田及屈原、庄子、王维、“竹林七贤”、孟浩然等诸多艺术家的对比，将陶渊明置于广阔的价值参照系中。在文明史上众多相似与不同的比照下，陶渊明的光辉分毫未见，而终成为一个时代的孤高标本：人虽然被规定于自己生存的这个时空，但可以运用自由意志来超越被动进入的这个苦境，运用一个人所拥有的理性以及全部文明所给予的力量、用各种方式无数次地挣扎下去搏斗下去。
在张炜看来，陶渊明是一个活在残酷的“魏晋丛林”边缘的书生，一个在顽强的挣扎中最终“挺住了”、保持了自己尊严的人。何为风度，何为尊严，诗人用生命做出了回答，也是留给后人的最大一笔遗产。
李白与杜甫是中国诗歌史上的高峰，两位天才诗人各以其旷世的创作力与魅力，而成为后世艺术家、诗人们隐形的榜样。李白和杜甫一生坎坷，性格迥异，作为两个鲜明的符号，已经深深地植入了中华民族的心里。大概谁也不会将两个形象混淆，因为他们气质差异大，在漫长的阅读史中，人们已经把两人一些有代表性的元素给提炼出来了：一个狂放，一个严谨；一个在天上高蹈，一个踏着大地游走；一个借酒浇愁，动辄舞唱，一个痛苦锁眉，低头寻觅。中华的精神天空上出现了这样的双子星座，真是一个奇迹，他们对应着，辉映千秋。在《也说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张炜先生通过时代和生活的细节，走近李白与杜甫：诗人的家庭、身世、游历，诗人对实现政治抱负的渴望，诗人与女性的关系，诗人与炼丹、嗜酒的关系，诗人观念谱系的构成，诗人受前代诗人的影响，诗人的性格特质与生命韵律……通过这一番解读，作者用现代性的文字，为李杜二人勾勒了一幅当代的画像。
当然，缠绕在李白、杜甫身上的，还有中国诗学领域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之分，“史诗”概念的辨析等问题，作者都一一予以了评析，且总能辨析中，将话题引回到李白和杜甫身上。
在《唐代五诗人》中，作者择取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和李商隐唐代五位重要诗人，从历史、哲学、诗学、美学、文学史和写作学的角度，深入诗人不同的精神与艺术世界，打通古今，完成了现代时空下的一次深入综合的观照。在作者笔下，韩愈的确像个逞强好胜难以成熟的人，从青年到晚年，仿佛一直如此。他的痛与喊，因单纯而动人，因清新直爽而更具审美价值。他的率性使他变成一个生命的风火轮，一路燃烧疾驰而去，留下了一道道烧灼的痕迹；王维在官场中的机会，与其艺术上的机会，说到底是一体的。淡漠，取消自己，平静无为，反而有了另一种进取的可能；白居易的人生过得如艺术般高超，有如其名作《琵琶行》一般，经过漫长复杂的人生与艺术磨砺之后，才能掌握；杜牧“定格于青俊”，作为宰相之孙，其诗章之外的那些纵论天下大势、社稷民生的文字，有一种“自家人说话的急切和直接”，这些都让我们联想到他的出身，想到血脉的力量，他的自我认同和归属感是明显的；李商隐是一个情急做事之人，而不是一个隐忍等待之人。好像仕途之上一些必要的恪守与规律，在他来说还难以依从，这与唐代那些著名人物在同类职务上终得度过，然后迎来转机的情况大不一样。或许是诗人的幕府生涯过于顺畅，两相对比之下，使他更加不能忍受。结果就是一次又一次离朝，一次又一次入幕。
在张炜看来，人性决定诗性。诗人的道德感、价值观、身份和立场，构成了他们的创作基础。诗歌，是古人艺术追求的载体，亦是寻求自洽的一种生活方式，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五位诗人不同的诗歌风格，则反映了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品格。诗人所写下的诗歌，风格的转变，则是一个不断说服自己，安顿自身的故事。
如果要挑选一位最受现代人关注的古代文学家，也许非苏东坡莫属。作为中华奇人，从享受尊荣到跌落谷底，人生奇崛陡峭，千年热议不绝。苏东坡是北宋第一高产作家，有关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言说其人遂成为至难至易之事：难在海量资料披览无尽，作业俱已周备；易在几成共识相互借鉴，最可敷衍成书。自现代作家林语堂的“苏传”问世，可说高标卓立，追随者众，蹊径难寻。苏东坡就此成为当代人熟悉的“概念”：面目固定笑容可掬，诸事重叠大同小异。张炜的《苏东坡七讲》将苏东坡丰富曲折的一生分成了七个相对独立的单元，从“不自觉的强势”“真伪自由书”“一生刑赏”到“从娇客到弃石”“煎耗养颓”“直击沦落客”“异人三视”，最后再到“不可套语解东坡”“走不出的迷宫”，读来好像跟定了一个全新的导游，循着诗人的生命轨迹寻觅，阡陌纵横迂回逶迤。
在作者笔下，东坡先生的文字和其人生一样，实在有难以概括的芜杂与繁复，仿佛雄浑的和声，复调的鸣奏，是多声部。我们从中可以听到的实在太多，豪放、婉约、深沉、低回、慷慨、灵趣、诙谐、冷幽、火热、险峻，等等。如同人生之多幕和多面，终是诠释不尽的。他所拥有的传奇性、通俗性、深幽和雅致，同时兼具。他审美上给我们的快感不可抗拒，他的起伏与新异，如同诗人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生死之险、荣辱之期，各种各样的华彩与悲凄乐段相继奏响。他是一个繁杂而单纯的合成体，一个矛盾而和谐的整体。而纵观东坡一生，我们会发现他和他的同时代人书写了许多寻索和希望，概括起来无非就是一生的挣脱、一生的挣扎和抵抗，是奔向自由而不得。他们一次次寻找这条路，希望用生命写出一部世所罕见的“大自由书”。
总之，“张炜古诗学六书”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以诗解诗”，是一位中国当代作家与中国古典诗人们的伟大交流，是诗与诗的交流，是跨越时空的一场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