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冯时 等著，东方出版中心
农业起源为什么只发生在最近两万年以来？为什么只发生在空间上没有什么联系的3个中心区域——中南美洲、西亚和东亚？为何这3个区域都选择了禾本科为主的植物进行驯化？
针对农业起源研究最基本的问题，最近10多年来，我国的植物考古学家建立并完善及推广了多种农作物的提取、分析、鉴定和测年方法。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人类演化与环境考古专业委员会主任吕厚远在《气候环境和农耕文化奠定了中华文明未断基础》一文中对此进行了介绍解析，重点解说了植硅体鉴定法这一由我国科学家提出并成为国际标准的方法。
这篇文章被收入到最近出版的《万年中国：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一书中。这本书的作者均为国内考古学界的顶流学者，除吕厚远外，还有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教授陈胜前、韩建业，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所研究员冯时，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张居中，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蒋乐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贾笑冰、高江涛等。
通过植硅体鉴定法等创新方法，科学家对我国多处多地的考古遗址地层、沉积物、牙结石、淀粉粒、植硅体的研究，结合炭化植物遗存和测年结果，首次获得了1万年前黍、粟、水稻驯化的证据，并且逐渐厘清了水稻从长江中下游地区起源逐渐传播到山东半岛、关中盆地、我国西南地区、台湾地区，以及菲律宾等地的轨迹。
而我国北方起源的黍、粟旱作农业，主要沿着甘青-成都平原、南阳-汉水流域两条通道进行传播。上述作物的驯化与传播，对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及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
对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而今考古学界、历史学界逐渐形成了共识。基于考古证据，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各族群、各区域的先民在黄河、长江全域以及钱塘江、淮河、西辽河流域等广袤大地上，在距今约1万年的时间里，通过智慧和努力薪火相传，共同缔造了具有鲜明独特性格的中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以及山林农牧文明。
中华农耕文明在之后成为华夏文明的主体，这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气候变化对于文明发展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
书中指出，通过植硅体、孢粉等生物指标与温度、降水的定量转换函数，我国科学家重建了旱作、稻作区两万年以来的古温度、古降水过程，从气候变化、环境宜居改善的大背景下较好地解释了农业的出现。
而受到新仙女木寒冷事件显著影响的北纬30度的3个区域，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生长快、种类多、产量高、毒性低、耐储藏、易于选择性状遗传的禾本类植物。
相较而言，世界其他很多地区尽管具备农业起源发育的条件，但气候变化导致相关的原始部族缺乏驯化植物的驱动压力。
有意思的是，人类在驯化禾本科的同时，也驯化了一些自花授粉的豆类植物，如美洲的菜豆、四季豆，西亚的扁豆、豌豆、鹰嘴豆，中国北方的黄豆。书中解释说，这是古人改善营养的智慧选择。而在约8000年前，中国南方稻作区的人们就开始利用大量的淡水鱼获取营养。
同时，运用上述科学方法也很好地揭示了距今1万年到4000年，中国不少区域出现农业和文化走向衰败，而主要保留了北方的甘青地区和中原地区的旱作农业与文化的奥秘所在。
书中推导指出，古气候记录证据和气候模拟证据表明，我国东北地区在距今4000年左右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降水急剧减少，旱作农作物无法生长。
南方沿海地区气候剧烈波动、风暴潮增加、海平面上升、湿地增加、土地减少，这使得部族生存空间被压缩进而诱发出更为激烈的冲突和战争。
中原和西北地区当时降水量也有所减少，但适合旱作农作物的生长，加之小麦、冶炼技术的传入，为华夏文明的发育繁盛提供了坚实而广阔的空间。
当然，目前科学家所能开展的中国（东亚）农业起源、文明发展的研究，主要基于现有的考古发现以及科学方法及一些新发现的揭晓。
比如我国浙江钱塘江南岸海平面以下10米的沉积物里，被海水沉积埋藏的8000多年前的文化层有大量木器、陶器；又如海洋地质学家在大陆架常规海洋考察中，发现多处大陆架沉积地层保存着1.5万年前的陶片、1.4万年前的水稻、1.2万年前的土壤地层，现在还需要通过考古学、海洋地质学、地球物理等学科展开合作，探索更为先进的研究分析方法，逐渐揭开其奥秘所在。
这些新发现揭示了一个更加令人兴奋的可能，那就是中国（东亚）农业起源很可能形成于更早时期，中华文明活动轨迹的最早记录也会产生新纪录。
正如书中所谈到的，目前的历史学、考古学研究结论是，中国在1万年前出现了农业起源，8000年前初步形成南稻北粟的二元农业体系，6000年前农业社会形成，在5000年前进入早期国家阶段。
从黄河、长江流域到西辽河流域，多处考古遗迹均发现有祀天仪式和飞龙形象，证明当时已经开始形成具有中华特色的统一、延续概念，有了敬天法祖的概念，并沉淀进了中国人的文化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