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陈平原 著，商务印书馆
十多年前，我为拙著《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撰写导言，其中提及：“所谓‘触摸历史’，不外是借助细节，重建现场；借助文本，钩沉思想；借助个案，呈现进程。讨论的对象，包括有形的游行、杂志、大学、诗文集，也包括无形的思想、文体、经典、文学场。入口处小，开掘必须深，否则意义不大；不是所有琐琐碎碎的描述，都能指向成功的历史重建。”
此书第一章“五月四日那一天——关于‘五四’运动的另类叙述”，原系我和夏晓虹主持编写《触摸历史：五四人物与现代中国》（广州出版社，1999年）的“总说”，我写下这么一段话：“没有无数细节的充实，五四运动的‘具体印象’，难保不‘一年比一年更趋淡忘了’。没有‘具体印象’的‘五四’，只剩下口号和旗帜，也很难让一代代年青人真正记忆。这么说来，提供足以帮助读者‘回到现场’的细节与画面，对于‘五四’研究来说，并非可有可无。”
当初之所以采用如此感性的动词——“触摸”，是希望兼及图像与文字，借助无数精彩的细节与画面，让读者得以“回到现场”。作为中文系教授，文本分析乃本色当行；涉足图像研究，其实有些冒险。不过，在我那是有意为之。诚如我曾经着重讨论的问题，作为“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的“演说”，如何与“报纸”“学校”结盟，促成了白话文运动的成功，并实现了近现代中国文章（包括“述学文体”）的变革。
演说在晚清的兴起，绝对是一件大事。1899年，梁启超接受日人犬养毅的建议，将学校、报纸、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此后，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无论哪个政党、派别或个人，只要想进行有效的思想启蒙或社会动员，都离不开“演说”这一利器。梁启超之所以特别强调“演说”对于改良群治的意义，很大程度基于他对中国教育现状的了解：“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十年后，《图画日报》以图文并茂形式表彰“上海社会之现象”，第一则便是《演说家》：“自欧化东渐，人民知西人演说之举，最易开通知识，灌输文明，于是皆开会演说。初惟绅学界有之，近则商界及女界亦然，且恒有请人代表者。而尤以上海为独开风气之先，此举更盛。”又过了二十多年，余楠秋撰《演说学概要》，照样呼应梁启超这一思路：“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是不识字，不能读书，然而他们的耳朵，是可以听的；吾人如果想要引这大多数的中国人，入到正轨，非先说服他们不可。”当初中国衰弱贫困，教育极为落后，“演说”显得很重要；但今天中国，基础教育普及、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过半，为何还需要“演说”？这就说到，在接受信息、传递知识、培育思想方面，眼睛与耳朵各有分工。任何时代，即便满腹经纶的学者，也都愿意倾听——假如演说很有质量的话。
这里所说的演说的“质量”，主要不是指技巧，而是内容。所有流传久远的“伟大的演说”，不仅系于演说者的个人才华，更与整个大时代的精神氛围相契合。
一百年前，那位曾追随孙中山闹革命的留日学生袁泽民（1881—1927），撰写了中国第一部上轨道的演说学著作，强调演说对于现代政治的功用：“上可以应援政府，指导政府，监督政府；下可以警醒社会，开通社会，改良社会。小可以结合志意之团体，大可以造就世界之舆论，利益之处，不可胜言。”现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孙起孟（1911—2010），曾撰有《演讲初步》，提及抗战“为我们冲破了说话的禁忌”，否则，“我们只要想一想茶馆酒楼里贴着‘莫谈国事’条子的时候是怎样一番光景”，就明白演说的边界与局限。演说并不透明，声音背后有人、有文、有制度。
关于声音的传播与说话的功能，不管是呐喊、独白、对话，还是众声喧哗；是布道、复述、诵读，还是余音绕梁；是高音、低音、变奏，还是“未成曲调先有情”；是沉默、暂停、休止，还是“此时无声胜有声”，都值得我们认真倾听与体会。
在大庭广众面前大声说话，公开地阐明自家立场，需要胆识与学养，也需要环境的烘托与听众的配合。而这背后，牵涉到时代氛围与思想潮流的激荡。超级成功的演说，大都兼及内容哲理化、表达文学化、姿态戏剧化。对于研究者来说，借认真阅读/倾听那些“伟大的演说”，是可以体察到整个时代的脉搏以及精神走向的。
三十多年前，我出版《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谈及拟想“说书场”的消失，如何促使小说家直面“书斋中孤立的阅读者”，注意力因而从声音转向了文字。如今背过身来，论述声音的重要性，着眼点不同，但内在思路不无相通处，那就是强调在“触摸历史”时，应尽可能地兼及阅读（文字）、倾听（声音）与观看（图像）。
综合使用不同媒介，以跨学科的视野、跨文体的写作，来呈现有人有文、有动有静、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此乃我心目中理想的“人文史”建构的重要一环。
（作者为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北京大学现代中国人文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