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陈平原 著，商务印书馆
演说在晚清时期的兴起，令人瞩目，成为20世纪中国传播文明的利器之一。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撰写的《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新近出版，这是他近20年来对中国现代演说的研究成果，内容不仅涉及演说的文本形式，更从演讲的立意、演说者的姿态、听众反应及传播效果等诸多视角深入开掘，打捞出隐匿于历史深处的“演说”，呈现一个有声有色的现代中国，并借以透视时代的风尚与文化。
演说的魅力：
中国现代演说的兴起
钱钟书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谈及中国的“无声诗”“有声画”时说：“‘声’在这里不指音响，而指说话。”陈平原在《有声的中国：演说的魅力及其可能性》（以下简称《有声的中国》）里论及的“声”也是说话，是指演说。演说，作为现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其背后有火热的思想、有喧嚣的时代。虽然相较于文字，声音更易于消失，但那些留存在历史深处的珍贵演讲，那些关于演讲氛围的生动描绘，那些对于演讲现场的光影留存，都复原了一个“有声”的现代中国。
陈平原认为自己真正对学界有贡献的作品是研究晚清画报的《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2008年先是由香港三联书店出版，2018年北京三联书店又出了增订版，作品大获好评。书里原本有一章讨论晚清画报中的“声音”，拟定题目为“演说与近现代中国”，后来没有纳入其中，因为还牵连着作者的另一个研究课题。于是，就有了现在这本《有声的中国》。陈平原的这部新作，可以说是一次特殊的探索：通过钩稽“演说”的变化，兼及文字、声音与图像三种触摸历史的路径，呈现出一个有动有静的现代中国，并透视整个时代的政治与文化氛围。作者写道：“在我看来，演说既是一种文体，也是一种社会实践，充满各种变异与可能性；既受限于特定情境，又可以借助文字、图像与录音等手段超越时空，只有动静结合，综合把握与论述，才能得到比较完美的呈现。”
演说，是现代中国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之一。对于演说的重要性梁启超曾有特别论述，他说：“大抵国民识字多者，当利用报纸；国民识字少者，当利用演说。”1899年，梁启超将学校、报纸、演说定义为“传播文明三利器”。晚清时期以后，书院改学堂，教学活动渐渐以学校里的课堂讲授为中心，这么一来，大学教授都得学会“演说”。现代中国文人学者中，有不太擅长演说，主要以著述面对读者的，但更多的是兼及声音与文字，如蔡元培、梁启超、鲁迅、陶行知、梁漱溟、朱自清、闻一多等，都有不少精彩的演说传世。
声音的美学：
触摸历史的绝佳入口
陈平原在新作《有声的中国》中阐述，晚清时期兴起的演说之风，深刻影响着中国的文章变革，有利于白话文的自我完善，促成“现代国语”的成熟。演说的特点是说理表演化，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现场效果；表达口语化，忌讳“掉书袋”，不能过于深奥，更不能诘屈聱牙。陈平原指出：“演说一旦入文，酿成了现代中国文章的两大趋势，一是条理日渐清晰，二是情绪趋于极端。原先以典雅渊深著称的文章，如今变得直白、浅俗……演说之影响文章，则可能使得表述趋于夸张，或尖刻，或奇崛，甚至剑走偏锋。”
陈平原认为若想深入讨论“声音的中国”，必须与“文字的中国”相互阐释，而最有可能兼及“声音”与“文字”的，莫过于晚清时期迅速崛起的演说。演说可大可小，可雅可俗，可庄可谐。借助“纸上的声音”，陈平原钩稽“演说”的前世今生，还原现场氛围，回到特定的历史语境，深入开掘其思想史或文化史意义。“最近二十年，论及现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文学，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勾连晚清时期迅速崛起的演说。演说可以是社会动员，还可以是思想启蒙或学术普及——表面上只是演说内容的差异，实际上牵涉演讲的立意、文体、姿态、身段、听众反应以及传播效果等。若搜罗广泛且解读得当，完全可以让这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重新焕发生机，成为今人触摸历史的绝佳入口。”
随着技术手段及人们趣味日新月异的变化，作为一种技术文化，演说本身受限于外在的社会氛围，如何“演”，以及“说”什么，与大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特别青睐的主题，以及独特的表达方式。
《有声的中国》附录中收入了一些历史现场演说，有“孙中山关于教育的六次演说”“作为演说家的闻一多”等，复原了激荡的时代大潮中，革命家昂扬精彩的演说场景。鲁迅曾说自己“我曾经能讲书，却不善于讲演”，陈平原评价鲁迅这么说完全是过谦之词，他从研究中发现，很多听众回忆，鲁迅演说时思路之奇崛、语言之幽默，让人叹为观止。“能演说，有深度，论题重要，且讲稿保留下来，这样‘四美兼具’的大好事，并非俯拾皆是。”作者希望借钩稽演说的前世今生，描摹现场氛围，追踪来龙去脉，还原特定的历史语境，“理解演说的魅力，必须努力回到现场”，唯有此才有可能找回那些早已消失在历史深处的“演说”，并让它们能够介入当代人的精神生活。
《有声的中国》的出版可以说是“人文史丛书”迎来的又一部重磅作品。在丛书的“总序”中，陈平原提出：确立此前未见使用的“人文史”概念，意在打破越来越精细的研究领域划分，将各人文学科的思考融会贯通。关注文学史、艺术史、学术史、思想史、教育史、媒介史等，但不是简单拼合，而是在各种结合部用力，透过相互间的区隔、纠缠与对话，挖掘其中蕴涵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变迁。换句话说，借“自然史”“社会史”“人文史”三足鼎立的思路，重构学术视野与论述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