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微给人的印象是擅于开掘幽微的情感世界，表现个体复杂的情感结构，呈现悠然宁静的日常生活，揭示日常生活的厚重和意趣。历史、政治与人的命运，这些宏大的命题，不是其关心的领域。然而在沉寂10年之后，魏微以编年史的形式，书写了一个“70后”女性的人生，表现了其父系、母系两个家族的命运，同时也展现了20世纪70年代至新世纪的前10年，当代中国40年恢宏的历史图景和广阔的社会生活。其展示时代变迁的雄心和表现同代人命运的抱负，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魏微。
魏微将国史家事融入日常生活的讲述之中，通过柴米油盐和家长里短的书写，表现家族的起伏和历史的波澜。曾经的魏微专注于表现和书写日常生活，回避谈论历史与政治，通过文学表现自己对生活的思考与观察，表现日常生活的绵延与恒常。如《姊妹》，在“文革”的背景中，展示三爷与妻妾的情事；《一个人的微湖闸》描绘风起云涌的70年代飞地微湖闸的恬淡时光；《在明孝陵乘凉》和《储小宝》在社会转型的时间档口，讲述少女的成长与心事，感叹青春的短暂，凭吊岁月的流逝……这些作品，书写了远离历史的特殊生活，是远离集体记忆的个人经验，像一段迷离的呓语，像一个温情的旧梦，在这些作品中，魏微表现了风云激荡中的宁静、波澜壮阔中的恬淡，表现出一种士大夫式的闲适和意趣。而在《烟霞里》中，魏微的创作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她依然书写日常生活，展示平静生活之下的暗流涌动，但不再拒绝书写历史，不再回避政治，她开始重视历史和政治对日常生活和人的影响，并通过对日常生活的书写表现历史、反思历史，她的写作和社会与时代形成了紧密的关系，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精神。她以编年史的形式，以田庄的人生为线索，讲述田庄所经历的生活和历史。《烟霞里》中的历史，有尼克松访华、改革开放、香港回归、北京奥运等国之大事，也有八三年“严打”、九○年物价飞涨、九二年的“股疯”、九九年末日谣言、新世纪炒房热等社会史记忆，还有张蔷的迪斯科、崔健和“魔岩三杰”的摇滚乐、罗大佑的演唱会等大众文化记忆。魏微书写的历史，有标志国家和民族来路与前途的宏大历史，更多的是普通人真切触及和感知到的社会记忆，对于历史的书写，她拒绝历史学家的概括，也拒绝政治家的锚定和学者的分析，她书写普通人感知到的历史，将这些普通人的历史记忆融入日常生活的叙事之中，呈现出普通人的命运在历史中的逡巡与摇曳。通过这样的方式，魏微突破了日常叙事的单调与平庸，拓展了日常叙事表意的广度和深度。
魏微的《烟霞里》直面历史，表现了历史对人的深刻影响。小说里，田庄的父辈中很多人作为“红卫兵”深度参与了“文革”。田庄的父亲田家明，在“文革”中非常活跃，贴大字报，起草“红卫兵”组织的宣言，还组织起一支“毛泽东文艺思想宣传队”，一路奔向井冈山。姑姑田家凤初中就开始搞大串连，上山下乡她第一个报名，为了去遥远而艰苦的地方，她大闹学校和教育局。姑父李勇更是当年的“红卫兵”头目，曾率队奔赴天安门，接受了毛主席的接见。“文革”的终结让他们理想幻灭，纯真不再，他们没有经历过思想的反省与灵魂的重塑，就带着幻灭的情绪和破碎的精神，被推入改革开放的大潮之中，在世俗化的世界中迅速地庸俗化和物质化，失去了往日的朝气与追求，沉迷于物质生活。小说中，改革开放以后，这三个人物的面目是模糊的，虽然经过多年的奋斗，在各自的岗位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魏微只讲他们琐碎的生活，没有再谈及他们的人生理想与精神追求，这意味着他们的心灵已经随着“文革”的终结，与他们的青春一同枯萎了。尤其是田家明，在结婚后，曾经具有远大理想的他，面对文化程度不高且庸俗的妻子，俨然成了她的助手和随从，按妻子指定的路径按部就班地生活，执迷于对更高岗位的追逐和对更多物质的占有，改变国家和社会的愿景早已烟消云散。而田庄的母亲孙月华在生活中延续着“红卫兵”的作风，行为缺少教养，做事不计后果。田家明精神的“钝化”助长了孙月华的偏执与泼辣，使她逐渐成为主导家中事务的核心，为田家的生活埋下了巨大的隐患，为田家日后的败落埋下了伏笔。他们都拒绝清理历史或反思个人，带着历史的“余毒”奔向了新的生活，最终在新的生活中自食苦果。这样，魏微将国史与家事绑定，将历史和现实勾连，在写作中思索现状的历史缘起，反思命运的历史根源，呈现了历史对其家族每位成员的深刻影响。她不再书写历史的旁观者和局外人，不再追求恬淡闲适的意趣，而是直面现实的残缺与遗憾，深究历史的源头与根脉。
有评论家曾谈到魏微的日常叙事中具有鲜明的内省意识，认为魏微常在作品中进行自我的审视与剖析。而在《烟霞里》中，我们看到这种内省的意识已经生发为反思历史的精神，她通过书写父辈的人生经历与精神状态，表现“文革”在当代的遗害。这种反思意识在之前的《胡文青传》中就已经有所体现。小说中，主人公胡文青是有名的天才少年，“文革”中成为“红卫兵”的头目，参与过一些出格的事情，后来遭到清算，靠女人养活，潦倒度日。有人要求他对做过的事情道歉，他宁可自戕，也拒不道歉。他明知自己犯了大错，但他认为越是大错，越不能道歉，那些轻易道歉的，都是从没真正相信过什么的，这种人的道歉，也是无力的和没有价值的。后来大家就逐渐淡忘了有关胡文青的往事，而就在这个时候，胡文青又再度声名鹊起，他在改革开放后南下闯荡，在市场经济中如鱼得水，赚下了万贯家财，再次成为家乡的明星红人，成为人们羡慕的对象。检讨与道歉的缺席并没有影响胡文青的发达。但到了晚年，曾经的错误变成了他的心结，家财万贯并没有成为他灵魂的寄托，他只有通过宗教获得内心片刻的安宁。从《胡文青传》到《烟霞里》，魏微对历史的反思精神是一贯的，不同的是，《胡文青传》通过对历史亲历者个人经历的讲述，讨论个体对历史责任的承担问题；而《烟霞里》不仅表现了“文革”对父辈的改变，也呈现了“文革”对子一辈的次生伤害。从“文革”中走来的孙月华，行为粗鲁甚至有些野蛮，经常将恶毒的言语抛向子女，让其备受羞辱，她还具有暴力倾向，经常痛殴子女，给子女的内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伤。长期生活在母亲的淫威之下，让田庄和弟弟妹妹的精神受到了压抑，内心的发育受到了影响。尤其是田庄的弟弟田地，三四十岁依然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五毒俱全，这是他个人的失败，也意味着田家下一代的坍塌，预示着田家难以挽回的颓势。通过这样的书写，魏微对“文革”的反思从个人的担当问题，上升为一代人的责任问题，以及家族与国家历史命运的问题，扩大了批判的范围，加深了批判的力度，让我们看到了拒绝历史反思后触目惊心的结果。
《烟霞里》对历史反思是全面而深入的，小说不仅对“文革”进行了反思，对改革开放也进行了反思，这种反思也是通过对人物经历以及家族命运的叙述来实现的。田庄的母亲孙月华，从“文革”走来，带着“文革”时代的精神遗迹，但她却是世俗化时代的英雄。改革开放后，她通过数年的经营和努力，完成了财富的积累和身份的转换。然而，孙月华对物质的痴迷与贪婪最终将她和她的家庭拖入了深渊。家乡的官员好大喜功，在农村大肆开展基建工程，为了获取巨大的利益，孙月华和丈夫不仅将大半辈子的积累投入其中，还和孩子们一起借高利贷，不计后果地持续投入，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最终整个家庭被其连累，翻身无望。对物质生活的渴望曾一度给予了孙月华拼搏的动力，并让她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但欲望持续的生长又将其打回原形，她终其一生都痴迷于对物质的追逐和囤积，但最终不仅一无所有，还债务缠身，富贵荣华终究化为幻梦一场。孙月华对物质的痴迷，一方面由于欲望的膨胀，另一方面则来自贫穷的记忆，自幼在农村长大的她，深谙贫穷带来的苦涩与疼痛。而从小衣食无忧的田庄，并没有贫穷的记忆，但她对物质的渴望同样强烈，在中国房地产市场攀升的阶段，田庄购置了多处房产，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这让她虽然拥有万千资产，生活却捉襟见肘，为了还贷款夜以继日地透支自己的身体和健康。田庄和母亲在改革开放后的时代，被物质诱惑，被欲望驱遣，整日处于占有更多财富的亢奋和焦虑之中，显然，这不是田庄母女独有的生活状态，而是同时代人共同的生活常态。
关于这个时代，魏微发现，在欲望膨胀的同时，是人们精神的萎缩。小说中，中年的田庄和一些朋友经济富足，衣食无忧，但富裕后的他们精神空虚，丧失了生活的目标和方向，甚至只有在肉体的疼痛中，才能真切地感受到自我的存在。田庄有一位她钦佩的学者朋友，在评完高级职称后，就掩书封笔，变得倦怠和幻灭，认为这是一个理工科主导的时代，像他这样的人文学者，除了制造一些速朽的文字垃圾，别无他用。田庄单位的那些学者同事，更是每天为了官位和职称勾心斗角，在全广州最边缘的单位，为了蝇头小利你争我夺，斯文扫地。无论是普通人，还是人文学者，在这个时代都受困于物质的牢笼，在意义和价值的命题前同样茫然，精神陷入困顿与迷失。反观田家明、田家凤等田庄的父辈，他们年轻时英姿飒爽、气宇轩昂，为了改造中国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主动要求脱离城市、扎根农村，对国家民族的未来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献身精神，充满了青春的朝气与激情。作品中，70年代与改革开放后的两个时代互为镜像，通过两个时代的并置与对照，其各自的问题跃然纸上。
在对待历史的态度方面，魏微虽然对自己所经验的历史进行了书写和反思，但并没有试图通过塑造一个或多个与历史同频的人物，概括历史的轨迹，认为自己可以通过文学总结历史的规律，甚至把握历史的走向。她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打量历史，深感人的有限性，对历史满怀敬畏，通过叙述历史的无常，表达面对历史的疑虑和困惑，对小说中人物和家族的命运充满了怜悯与同情、感慨和唏嘘。这样的态度，是通过田庄这个形象来表达的。田庄是小说中贯穿全篇的核心人物，她是一个与时代疏离的人物，整个小说围绕她的人生展开，讲述其父系和母系两个家族的故事，但她对父系和母系两个家族的事务都很少参与，一直处于旁观的状态。对于社会事务，她也参与不多，除了正常上班和炒房，她与社会的接触非常有限，宏阔的历史在其面前呼啸而过，她不过是社会和时代的局外人。对于生活，她始终有一种无力感，无从掌控自己的命运与生活。青少年时期，她一直在母亲的压抑下按部就班地成长，比起她的父辈，她的青春非常单薄，没有过属于青春的舒展与奔放，没有青年人应有的投入与炽热，青年时代的爱人背叛了她，她也无能为力。长大后，她的婚姻是妥协和将就的结果，对丈夫的推杯换盏和放浪形骸毫无办法，后来也就漠不关心，日子在沉默中消耗，婚姻在冷漠中维持。工作方面，她出过书，发表过一些报道和论文，还评上了高级职称，但她对自己的工作缺乏认同感，认为自己的创作毫无意义。她没有知识分子的骄傲和清高，甚至对自己的职业没有自我的认同，厌恶学者、文化人这些身份，这些身份会让她觉得汗颜和羞愧。在社会生活中，她是一个边缘人，始终与时代和社会保持很大的距离，终其一生，都没有改变社会和时代边缘人的处境。和她的父辈相比，她的精神是向内坍缩的，她与时代保持着距离，专注于自己平凡的小生活，并沉溺其中，但在个人的小生活中，她又未找到想象中的满足与幸福，精神陷入困顿与迷茫。小说里，在同代人中，田庄的境况不是孤立的和特殊的，魏微在小说中描述了多位田庄同代友人的生活状况，他们来自不同的职业和行业，但他们与田庄如出一辙，在解决了生存问题之后，精神都陷入了彷徨，他们漂浮和悬置在生活之中，对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充满了迷茫，他们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却感受不到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魏微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去书写他们琐屑的生活，更显示出他们的平庸与卑微。
魏微曾执着于开掘与呈现人性幽微的情感与复杂的内心，表现个体的异质性和特殊性，比如《到远方去》讲述一个疲惫的中年男人向一个陌生的女人敞开心扉，《石头的暑假》书写了英俊少年对女童越界的爱，《姊妹》讲述了妻妾之间的嫉恨与怜惜、纠缠与依存，《化妆》书写了一个贫寒女大学生与一个中年男性“荒谬无望的不伦之恋”，《一个人的微湖闸》回忆了杨婶与年轻司机的私奔……那时的魏微惊异于人情感的复杂与内心的莫测，将这些疏异的情感诉诸笔端，进行陈列与展览。《烟霞里》让我们看到，魏微对人的理解发生了变化，在她的作品中，人从自我的、主观的存在，变为历史的、环境中的产物，她力图在时代和复杂的人物关系中表现人的处境与内心，她书写的对象由个人经验到集体记忆，由小我至众生，她试图通过小说，揭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的普遍的命运与处境，小说不仅对过往的历史进行了反思，也对同代人进行了心灵的审视与诘问。
将历史书写融入日常叙事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编年史的体例加上日常叙事，容易写成流水账的样子，线性的生活片段的拼贴和连接很容易使读者感到疲惫和厌倦。为了避免这样状况的发生，魏微的叙事有很多变化，比如大量加入插叙和倒叙，刻意打乱原来的叙事节奏，经常在人物顺风顺水之时，插入小说中人物和其家族的悲剧命运，制造悬念，使读者保持阅读的热情。同时，魏微在小说中常常夹叙夹议，跳脱出小说的情节，对小说讲述的内容进行点评和议论，比如对邓小平南方视察的评价、对自由恋爱的讨论以及对广州火车站历史的讲述，好像在小说中植入了散文，文体的变化会产生陌生化的效果，也成为吸引读者注意的手段。这些都是魏微为日常叙事书写注入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内容，在小说中所做出的有益尝试。这部小说有显著的突破，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用偶然的疾病终结田庄的生命，让田庄的故事和整部小说戛然而止，这使对田庄性格的塑造和田家命运的讲述似乎都没有最终的完成，结尾显得仓促和唐突。还有，对于这部小说，魏微可能更为在意对历史的叙述与表达，小说中部分人物的塑造不够完整，比如在小说前部有重要戏份的田家凤和李勇等人物，在小说的后半段几乎不见踪影，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