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为了躲避战乱，保护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珍品免于损毁劫掠，以首任院长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一万多箱故宫文物负重远行，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艰辛。
“从今天的视角来看，那段历史更像是一段神话。一方面是因为它距离我们今天的生活足够久远，有关它的细节都已经漫漶不清；另一方面则因为它在许多方面与我们的常识相悖——一群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缘何能够携带着将近两万箱文物奔走于道途，在连天的炮火中，保护了中国文明史上的无上珍品，使中华文明的长河不被战争截断？”身为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的作家祝勇这样写道，他的长篇新作《故宫文物南迁》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祝勇导演的同名纪录片中，一段言简意赅的话语概述了这段守护国宝的浩荡旅程：1933年2月，故宫人带着文物精华13000多箱紧急撤离，穿越大半个中国，辗转迁徙。没有人知道，这条路有多远；没有人知道，这一去是多少年。他们以血肉之躯，筑起新的长城；他们以书生意志，延续文化命脉……1950年-1958年，8000余箱文物重返北京。
故宫文物南迁创造的奇迹令人唏嘘，故宫南迁人员的血泪与牺牲是那样的真实：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在南迁途中离世；故宫员工朱学侃为转移文物而献出生命；那志良、庄尚严等人，在把文物运出紫禁城的一刻或许未曾想到，这趟旅程越走越远，最终在海峡另一端的台湾岛上落脚。这些故宫人的背影如此伟岸，在历史的浩瀚烟云中值得被看见被铭记。
从《故宫的古物之美》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年》的全面抒写，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的另辟蹊径到《故宫艺术史》的宏大架构，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宫”，试图以此完成一个文化学者以当代视角对古老文明进行的独特解码与重述。
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到一个深水区：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
作家以丰赡的细节还原历史原貌，以翔实的考证重建南迁之路。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随同故宫博物院专家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打捞历史，让岁月显影。两年中，除了调查和拍摄，祝勇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到该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故宫文物南迁》首发于《当代》杂志2021年第4期，荣获第23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纪实作品总冠军。发表之后，祝勇又对作品进行了精雕细琢，增补了10余万字，并请相关专家进行细致审校，最终形成这本单行本。
在他的笔下，既有“四库全书”“快雪时晴帖”“陈仓石鼓”等故宫珍宝的前世今生，也有波澜壮阔的“故宫盗宝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国文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武庙大火等大事件的跌宕起伏，这就使得作品不仅拥有非虚构文学的扎实厚重，同样也有小说散文的趣味盎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