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文物南迁》内页。
赫赫先秦、大汉雄风、盛唐气象、典雅宋韵、元明清风采……故宫是一座凝聚了中华煌煌五千年文明的城池，这里装着王朝秘史，载着文化密码。
祝勇，一个置身于故宫中的人。多年来，他一直与故宫对话，为故宫书写，从2002年推出的虚构作品《旧宫殿》，到畅销书《故宫的隐秘角落》《在故宫寻找苏东坡》，再到《故宫六百年》《故宫的古物之美》《故宫的古画之美》《故宫的书法风流》……祝勇与这座城池缔结了深入血脉的联系。
这一次，祝勇试图打捞起故宫里那些离现今更近的人与事：1933年，山河破碎之时，为防日寇劫毁，以易培基为首的故宫人立下“人在文物在”的誓言，押运19492箱故宫文物伶仃上路，时延十数年，地迤万余里，辗转颠沛，备尝苦辛。浩瀚的皇家典藏在中国大地上经历了难以想象的颠沛流离，也硕结了超越器物之上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2023年是故宫文物南迁启程九十周年，九十年前的那段岁月算不上遥远，但毕竟时空环境都已变化，我辈如不努力，不去找回正在流失的记忆，那段岁月，就将隐没于历史的黑洞中。”怀着肃穆的心情，祝勇完成了新书《故宫文物南迁》的写作，6月，正式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迁还是留？以血泪筑去路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鲸吞东北，虎视华北，故宫文物危如累卵。或遭毁坏，或被掠夺，战火中的文物逃不开这两种命运。1860年圆明园的那场大火还在灼痛记忆，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制定的《战时清国宝物搜集办法》尤其让人警觉。
以史为鉴，故宫博物院金石学家、古物馆副馆长马衡提议文物南迁。这在今天看来，当然是明智之举和不二选择，可放到1932年北平的历史时空里，却遭遇到汹涌的反对声浪，甚至来自一些“有识之士”。北伐大将李左翔要求拍卖文物，购500架飞机用于抗日；胡适对何处是净土感到茫然，寄希望于通过国际干预来保障文物安全；鲁迅写下了“寂寞空城在，仓皇古董迁”的诗句；马衡的儿子马彦祥通过报纸与老爹叫板：“要抵抗吗？先从具有牺牲古物的决心做起！”；周肇祥则亮出了决然的态度，甚至扬言“一旦故宫文物运出北平，就要在铁路上安放炸药，实施爆炸”。
那么，国宝是迁还是留？留下，可稳军心；迁出，易散难聚。但文物绝不能作为战争的赌注。“国家灭亡总有复兴之日；文物被毁永远不可复得”，“只要文物在，中华文化的根就不会断，中华民族的精神就不会亡，中国人就不会做亡国奴”，文物南迁最终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见。
但，文物迁移又谈何容易？正如祝勇在后记中写道，“在那个战乱的年代，前辈们的使命是在迁移中保护这些价值非凡而又无比脆弱的文物，他们不仅要面对天上的敌机、地上的枪炮，还要面对急流险滩、火灾水患，以及疾病和饥饿的侵袭，更不用说在污浊黑暗的政坛上，还有各种明枪暗箭引而待发。总之，几乎人世间的所有艰难，包括战乱、饥馑、疫病、大自然的灾患、官僚系统的肮脏腐烂等，都一股脑儿地抛到他们的世界里，沉甸甸地压在他们身上，要他们肩扛起来，也反过来映衬了他们的伟岸。他们不仅要有气吞山河的勇气，更要拥有具体而微的操作能力，以确保南迁进程的滴水不漏、稳健无虞……正是这些艰辛，锤炼了故宫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铸就了故宫人一丝不苟的专业精神。”
当人们为故宫文物南迁所创造的奇迹赞叹不已时，故宫人往往是最平静的，只淡淡一句：“文物有灵。”然而，他们的血泪与牺牲却是那样的真实：第一任院长易培基先生，在南迁途中含冤而死；故宫员工朱学侃先生，为转移文物而献出生命；而那志良、庄尚严等人，在把文物运出紫禁城的一刻，断然不会想到他们此行的终点，竟在遥远的台湾，从此如断鸿零雁，一去不回……这些青衫磊落的故宫人的背影是如此挺拔伟岸，他们在故宫的浩瀚烟云中永远值得被我们看见，被历史铭记。写还是不写？以孤旅记当年 近些年来，祝勇的故宫写作，已成为文坛一道不可忽略的风景。
从《故宫的古物之美》中的器物文明到《故宫六百年》的全面抒写，从《在故宫寻找苏东坡》的另辟蹊径到《故宫艺术史》的宏大架构，祝勇用长达几百万字的主题书写构建起了一座“纸上的故宫”，试图以此完成一个文化学者以当代视角对古老文明进行的独特解码与重述。经过几十年的写作摸索，祝勇积累了非常丰富的非虚构写作技艺和经验，达到一个成熟的艺术境界。这套“祝勇故宫系列”反响非常好，累计销售突破50万册，可以说是近年来一套现象级的文化读本。这一次，祝勇的故宫书写，进入一个深水区：这座宫殿历史上最为惊心动魄，也最为可歌可泣的一段历程——抗战时期发生的国宝南迁。
“面对那段业已模糊甚至已被遗忘的岁月，我们不能不感叹时间流逝之迅猛，感叹历史记忆之脆弱。”在写作进行的两年中，除了在故宫博物院爬梳史料、考稽典章，祝勇还先后去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辽宁省博物馆、重庆市档案馆、上海市图书馆等地查找档案资料；采访参与南迁的故宫人员的后辈，如马衡院长之孙马思猛先生、梁廷炜先生之孙梁金生先生、庄尚严先生之子庄灵先生等；随同故宫博物院领导多次前往重庆市南岸区、巴南区和四川省乐山市、成都市等地进行调研，又率纪录片剧组前往南京、上海、西安、宝鸡、贵阳、安顺等文物南迁途经的城市乡村进行田野调查，试图在文字中和影像中重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
尽管此前祝勇对故宫文物南迁史有一定的了解，也参加过一些学术研讨会，但随着这次专程采访、田野调查和档案搜集整理工作的深入，那场肇始于九十年前的文物迁徙行动，在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上，在祝勇心里逐渐铺陈开来，一天比一天眉目清晰。
两年中，除了调查和拍摄，祝勇其余时间几乎都投入本书与另一本书《故宫艺术史》的写作中。《故宫文物南迁》首发于《当代》杂志2021年第4期，荣获第23届《当代》文学拉力赛年度纪实作品总冠军。发表之后，祝勇又对作品进行了精雕细琢，增补了十余万字，并请相关专家进行了细致的审校，最终形成今天这本厚重的单行本。
在他的笔下，既有“四库全书”“快雪时晴帖”“陈仓石鼓”等故宫珍宝的前世今生，也有波澜壮阔的“故宫盗宝案”、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中国文物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武庙大火等大事件的跌宕起伏，这就使得《故宫文物南迁》不仅仅拥有非虚构文学的扎实厚重，同样也有小说散文的趣味盎然。翻开书可以看到，祝勇的书写明显采用了小说或影视经常会使用的表达方法，如讲故事、场景转换等。
“仿佛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一场艰难而孤寂的长旅。”随着写作的深入，祝勇愈发能够体会到故宫前辈们书生报国的孤绝意志，体会到他们以文弱之躯扛起传承民族文化的巨大责任，不惧“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顽强力量和圣徒般的牺牲精神。“如是，这次写作的长旅，也就成了一次感动之旅、一次精神上的自我完成之旅。故宫文物南迁，也不再只是尘封在文字档案里的一段历史，而成了我们前行的动力之源。”祝勇说——“南迁的意义”
故宫文物南迁是故宫博物院举足轻重的一段历史，如果没有故宫文物南迁的话，就没有这么多的文物，就没有今天成为网红的、深受大家喜爱的故宫博物院。往大了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保存、传承都会出现很大的问题，所以故宫文物南迁的意义非常重大。“纪实与虚构的交织”
当时对这些文物的方方面面，从认识深度、高度，一直到具体执行，都有很大的争议，所以故宫的文物想要运走也是非常艰难的。但是像易培基这些老一辈文物工作者，他们还是有超前的意识，觉得文物一定要运走，这在当时有很大争论。
我在写小说的时候，就在延续不同观念的交锋。其中我虚构了一个情节，因为易培基辞职以后马衡院长一直负责故宫文物南迁的事情，马衡院长为了找车去翻越秦岭，随着日本不断扩大侵华的面积，我们不断向西部退缩，向西部迁移的过程中没有交通工具非常困难，这也是书里写到的实际的情况。在小说里我加了一笔，他为了找车就在想，什么地方有车？军队有车，军队有军车。所以他找了军队的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两个人吵了一架，这是我虚构的。这是我在小说里面虚构的场景，但我觉得它能反映当时不同的人站的位置不同，对国宝的认识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的故宫前辈能够及早地认识到保护国宝的重要性，当时有一句话，土地丢失了还可以夺回来，但是文物损失就是永远的损失，永远夺不回来了，我们这个文脉永远延续不上去了。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要钦佩前辈的先见之明，在北平沦陷之前及时把主要的国宝迁移出去。“同名纪录片”
《故宫文物南迁》包括同名小说和同名纪录片，小说已经出版。纪录片也是由我执导，计划在2025年上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