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城》，罗日新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改革难。写改革也难。不但工业现代化是带着沉重的翅膀起飞的，或者说是在努力摆脱沉重负担的斗争中起飞的；就连描写这种在斗争中起飞的过程，也需要坚强的毅力，为摆脱主客观的沉重负担进行不懈的奋斗。
这是时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光年1984年为《沉重的翅膀》写下的一段话。那时候，作家张洁正为自己这部长篇小说顶着巨大的压力，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韦君宜也正为书的出版上下奔走。书稿自1981年下半年在《十月》杂志发表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论，改革滥觞时期的新旧冲突、文明与愚昧、改革与保守的斗争，不只是书描写的内容，也是书之外的现实和争论焦点，因而出书前不得不经四次修订，修改一百多处。所以，张光年的这段话虽是有感而发，却也侧面记录了当时的作家挣脱“左”的桎梏、大胆反映同步现实之步履维艰——直到1985年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关于《沉重的翅膀》的争论才慢慢平息。
如今，近四十年过去，改革依旧难，写改革也依旧难。只是这“难”的含义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的改革之难，不再是应不应该改的观念认识之难，而是到底应该怎么改的路径之难；如今的写改革之难，也不再是一写就触碰旧观念、旧认识，进而被抽象地上纲上线的难，而是回到了文学如何反映现实的本体性之难。如果说《沉重的翅膀》的年代，改革更多停留在“破而未立”的理想主义畅想阶段，读者和作者一样，都不曾经历，也都不知道未来的样子，因而更容易被打动、被征服；那如今，四十年改革开放的丰富实践已经为文学准备了丰厚的素材，就看作家是否能够准确追踪描摹、概括总结这种实践，是否能够从“美学的和历史的”高度来认识这种实践中产生的观念冲突、利益冲突和成效冲突，进而将现实的蓬勃转化为文学的锦绣。更重要的，读者和作家同步经历了这段历程，获得他们认同的难度加大了。
从这样的背景上来看，同样发表在《十月》杂志，同样几经修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的《钢的城》的出现本身就颇有意义和价值。这部53万字的长篇小说，关注的是钢铁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2008年的改革，原型是位于长江中下游的、具有百年历史的钢铁企业大冶钢厂。作者不仅是这场改革的亲历者和见证者，还是因改革脱离体制之后的成功创业者。这种种，让小说不仅具有来自改革一线的新鲜感和真实感，还产生了把企业改革放在更宏阔的社会层面上观察的间离感和标本感。
站在文学史的脉络上观察，无论是《沉重的翅膀》还是《钢的城》，甚至七十年前出版的茅盾先生的《子夜》，文学都充当了时代的取景框，或者换句话说，作家都有意识地把动态的生活画卷镶嵌在了时代的相框里，因而，他们的观察和记录本身就成了历史的一部分；他们所聚焦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时候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责任心和紧迫感，本身也变成了历史蜕变时期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而这种时代精神本身的发展变化，又可以反过来验证经典作品的价值，也可以评估一部新作的优长得失。
两代“改革派的亡命徒”
《沉重的翅膀》里，重工业部副部长郑子云因支持改革，大胆启用改革派人物陈咏明担任曙光汽车厂厂长，并勇于放权给他，在实践中提前实行“厂长负责制”，被保守派代表人物田守诚取了个绰号：“改革派的亡命徒”。有意味的是，保守派心里的绰号其实是作者和读者眼里的勋章。拨乱反正后经济上的百废待兴，散得像豆腐渣的人心和思想，都在呼唤着一种“亡命徒”般“矫枉过正”的改革精神，国家发展和人心思变的迫切已经容不得四平八稳，容不得三思后行，所以国家政策层面才会有“摸着石头过河”的说法。
《沉重的翅膀》从各个层面书写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其实也预示着那时的改革有整个社会思潮和人心所向为其背书——除了实权派郑子云的布局和思考，实践派陈咏明的实干和探索，还有资深记者叶知秋舆论上的鼓与呼，还有副部长汪方亮的明讽暗帮、知识分子贺家彬的拥护和支持等等。值得思考的是，跟后来的改革文学主人公不断地底层化、对改革的书写不断地琐碎化、日常化、苦情化不同，《沉重的翅膀》一出手起点就“高”，它着重写了一位部长、三位副部长、几位司局级干部等领导干部的思想交锋和心理活动，同时也写了工人、记者、普通群众代表的社会层面对改革的热切呼唤，一场自上而下、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改革就这样跃然纸上，一种高屋建瓴的全局性书写视野也这样展现在读者面前，也难怪当时有评论称其为“中国第一部政治小说”。
无独有偶，《钢的城》也写了一个“改革派的亡命徒”易国兴，也以他为中心，写到了分管钢铁企业的副省长、公司的管理层、普通工人等改革牵涉的各个层面。当然，因为同是厂长，易国兴的个性特征和文学功能更像《沉重的翅膀》里的陈咏明。他们都是实干派，为了达到改革的目的，甘冒矢石、说一不二、不通人情、方法生硬。但不同的是，陈咏明思考问题的时候，一切从“人”出发，从工人作为“人”的最基本、最真切的物质生活需求出发，而不是从政治是否正确的路线斗争思维出发，因而他的改革尽管会触动保守派的神经，触动观念认识层面的纷争，但他能够得到工人的热情支持。也就是说，陈咏明时期的改革参与者，其实是上下一心、应者云集的。
到了易国兴时期，尽管改革依然是事关企业生死存亡的大事，但却不再是百废待兴般的社会渴求，也不再有思想解放的时代背景，而是事关具体行业、具体企业的资源重新整合和利益重新分配。此时的他，所有的大刀阔斧，所有的一往无前，都只是为了让工厂能够继续生存，至于工厂生存下来的最终目标是为了什么、为了谁，他的思考是很少的。这样少思虑多行动的好处是，他没有历史包袱、没有观念斗争的痕迹，也没有知识分子的感伤消耗，但带来的问题是，作为动辄决定很多人命运和生计的决策者，正因为他对行动后果的预期和改革复杂性的预判都没有，所以工人分流、产品转型、旧设备拆除、新设备上马、军事化管理等一系列雷霆手段才并没有换来理想的结果，不仅工厂没能就此起死回生，管理层的思想没能实现统一，甚至连没有被分流的工人——看上去是这场改革的受益者，都并不满意。所以他“个人英雄主义”式的改革遇到挫折、惨遭失败实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直到易国兴变成了孤家寡人，从大厂厂长变成了民营企业的打工者，他才开始反省，意识到了马克思的经典论断“劳工神圣”的真正含义。
“人”是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人的问题又是一切问题中最复杂的问题，这是《沉重的翅膀》和《钢的城》时隔四十年的遥相呼应和同气相求，关于这一点，两部小说中都有相关的议论和讨论，只不过，《沉重的翅膀》几乎从开始构思就围绕着这个中心，因而它的思考更自觉、更理性，也更成熟，而《钢的城》的想法很朴素，它只想记录一段历史、记录一个工厂曾经走过的改革之路和一代人的青春和梦想，它胜在生活本身的原生态和时代感，胜在意在言外。
如所有以阅历和对生活的熟悉程度取胜，而不是以技巧取胜的作品一样，《钢的城》始终是感性的，是贴着生活和人物本身的，所以它的思考和升华比较少；即便偶尔有，也是自发的、本色而天然的。其实，改革发展到易国兴的阶段，单纯做“亡命徒”已经远远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和改革的要求。改革涉及的问题错综复杂，已经格外需要三思后行，格外需要如履薄冰，格外需要目标明确、路径科学、代价适度，格外需要兼顾各方面的诉求和利益，然而可惜的是，他面对新问题，开出的还是老药方。作者在肯定易国兴的实干和专断型人格的同时，也温和而审慎地批评了他这一点，并且由这个人物形象试图触发关于改革之难的深入思考。易国兴是有情怀的，也是肯奉献敢担当的，然而，他却不是理想的改革者，因为他缺乏面对复杂问题的智慧，《沉重的翅膀》里郑子云那样的智慧。甚至，他都缺乏协调任何感情关系的智慧，包括自己的婚姻和爱情。英雄需要行动力，更需要智慧，没有智慧的英雄只能是莽夫，这是《钢的城》的洞明与练达。当然，从叙事功能上说，易国兴的失败是为新一代改革者俞钢、孙锦西、黄彦清的成功埋下的伏笔。
《钢的城》的下半部写到了新一代改革者，他们有知识、有技术、有胆略、有章法、懂法律、懂资本，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改革更懂得在尊重人的主体性和合理诉求的前提下，综合权衡、审慎决策，他们有处理中国式问题的智慧。于是，临钢重新以市场为导向重视技术革新，重新走上了国有企业的振兴之路。同时，他们敢于在国际贸易战中运用法律的武器，敢于理智大胆地走向改革的深水区。
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说，文学价值的等级每一级都相当于精神生活的等级，而一本书的精彩程度取决于它所表现的特征的重要程度，取决于这个特征的稳固程度与接近本质的程度。而“文学作品的力量与寿命就是精神地层的力量与寿命”。（丹纳：《艺术哲学》，傅雷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31页）从这个意义上说，《沉重的翅膀》和《钢的城》都触达了自己时代的精神地层，只是触达的方式和深度有差别，当然这也是经典作品和有待时间检验的作品的差别。
理想主义的延续与降落
无论是《沉重的翅膀》还是《钢的城》，都塑造了改革英雄形象，都昂扬着一种理想主义的气息。《沉重的翅膀》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呼应，对“人”的生活诉求而不是政治诉求的再发现和再重视，对工人积极性的调动，对所有劳动者追求自我价值实现、追求精神平等的肯定；《钢的城》中对改革的效率与公平谁优先的探讨，对生产和生活应该齐头并进的务实性思考，对普通工人个体面对困境时候所展现出来的团结精神、奋斗精神的毫无保留地颂扬，都是这种理想气息的体现。
同时，其中的人物，尤其是普通工人群体，也是一群理想主义光芒照耀下的有生力量。《沉重的翅膀》中，以杨小东为代表的十三人班组，团结得就像一个人，他们以实干和热爱、自强和自尊破解车间主任的官僚做派。他们以自己的健康阳光给副部长郑子云上了生动的一课，让他意识到：改革中调动人的积极性，不能靠理想的说教，靠先生产、后生活的政治洗脑，而要靠“关心人、相信人、鼓舞人”，靠真善美引导下的“爱的教育”——事实证明，这也是一种过于理想主义的“文人”的药方，很像鲁迅给夏瑜坟上添加的花环。
到了《钢的城》的时代，曾经的理想化愿景都遭到了现实的打击和破坏。改革，也如革命，如客观世界的改造和变迁一样，有自己的轨迹、自己不断转换的核心矛盾，某些时刻也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工人阶层早已分化，这个阶层的精神气质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文学也因此在坚硬的现实面前失去了诗意的基础和根基。此时的改革文学，倘若还如《沉重的翅膀》般诗意，显然会显得幼稚轻飘——这是现实逻辑和艺术规律的激烈交锋对作家的考验。应当说，无论《钢的城》的作者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他都直面了这种考验。他在塑造普通工人群像的时候，保留了对生活的忠实，也保留了一种策略性的审慎和艺术化处理理想主义的文学情怀。面对下岗分流，以活宝、赖子、叶老实、吴回芝为代表的班组工友，自尊自爱、抱团取暖、互帮互助。他们始终恪守着一种朴素的劳动者伦理——虽然活着艰难，但始终矜持体面。他们无法和易国兴这样的改革决策者面对面，也无法摆脱自己的卑微弱小，但他们始终不自暴自弃，也不卖惨。
显然，《钢的城》里的理想主义，和《沉重的翅膀》一样，都不是回避问题的浪漫主义，而是“看清了生活的真相依旧热爱生活”的罗曼·罗兰式的理想主义，一种孤独悲壮却也英雄无悔的理想主义。小说中也写到了工人阶层的分化：周喜兄弟的邪念丛生，祝国祥的投机取巧，王贵的远走异国，祝大昌的创业艰难，傅佳钢的腐化堕落……生活坚硬，理想无处藏身，这是《钢的城》用忠实于生活的笔墨与读者的共情，更是它对“理想”一词的质朴化解读。有意思的是，两本书都提到了“穷”，探讨了“穷”，也毫不隐讳、有意无意地支持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英明论断。至此，或许我们会忍不住重温恩格斯评价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名言：从小说里学到的经济细节，要远远多于从职业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
仔细想来，理想主义的气息曾在上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的文学流派里弥漫氤氲。“伤痕”“反思”“改革”“寻根”这类有英雄情结和“革命加爱情”浪漫文学余韵的创作流派自不必说，甚至先锋小说对外来技法的借鉴和追捧，对创新的梦魇式急迫，也未尝不是另起炉灶的理想主义；而“新写实”，用刻意的烟火世俗试图走到理想背面的策略，更是一种变相的理想主义。在此背景下，1993年前后开启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则事关理想主义本身。当时的作家和知识分子，敏感到市场经济在全面解放和肯定人的欲望的同时，会改变社会结构和阶层关系，以竞争性、功利性和“英雄不问出处”为导向的丛林法则会让知识分子边缘化、精神矮化、庸俗化，同时，他们也忧虑，交换原则、消费逻辑和拜金倾向会对社会精神文化造成致命的伤害，于是开始探讨人文精神坚守的可能。如今看来，这很像人文理想的最后一次引吭高歌，也标志了一个全面理想主义时代的结束。
此后，理想主义似乎过时了，历史的车轮在更加务实、更加实用的轨道上渐行渐远，文学自此失去了“轰动效应”，再难形成思潮和流派，即便偶然形成某种创作现象，比如“三架马车”“底层文学”“打工文学”，也不过是时代大潮中的涓涓细流，难免会有“理想丰满、现实骨感”的垂头丧气，气质上的英雄豪气尽失。到了《钢的城》创作和出版的时期，理想的溃败已无可回避，但倘若理想的价值也随之泯灭，显然会让文本失去精气神儿，也会让文学失去“高于生活”的价值感，于是小说给理想找到了两个可靠的支点：一个是普通工人的情意无价，一个是普通创业者的创业成功，如此一来，忠实记录改革曲折的文本就不至于在精神上坍塌。从这个角度说，小说中以作者本人为原型的祝大昌的形象就显得异常宝贵，不只是叙述功能上贯通上下部的线索作用，更起到了提升文本精神含量的作用。这是一个有情有义、低调务实的英雄，虽然也难免沾染被家庭纷争、兄弟阋墙困扰羁绊。
问题意识和城市叙事意识的承接
既然题材内容是关注企业改革和经济变革，那小说不可避免地就会带有问题意识，也一定会带有历史感。无论是《沉重的翅膀》还是《钢的城》，问题意识都非常鲜明。这种问题意识，除了前面谈到的改革派和保守派的观念斗争，指手画脚的官僚和生产一线的工人的认识斗争，理想被现实磨损之后改头换面的艰难，还表现在改革与社会风气的动态关系，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可以说，两部书都是在社会层面和历史视野中思考改革问题的。它们某种意义上都在延续着中国问题小说和社会剖析小说的传统。
《沉重的翅膀》的故事场景，除了机关大院、工厂内部，还有各个人物家庭生活场景的描写，还有菜市场、公交车、饭店等社会角落的描写，作者力图以开阔的视野证明，改革的诉求遍布社会的各个角落，改革是牵一发动全身的系统工程。《钢的城》也是如此，除了工厂车间，还写到了工人村、码头、饭店，每个角落、每个场景、每个家庭、每一场恋爱，无不被改革的触角或轻或重、或深或浅地触达。这种种文学实践，似乎从各个层面印证着马克思的预言：“资本是一种社会力量，而不是个人的力量。”（《共产党宣言》）
把一个工厂的改革实践放在整个社会的层面上考量，这是社会学的路径，也是现实主义文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典型意义和投射效应的关键所在。也正因为带着在时代背景中聚焦，在聚焦核心问题时发散的收放意识，两部作品才能够发挥用故事和命运记录时代、展现历史横断面的作用，一种形象化面对社会问题的作用。
说起来，中国现代小说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带着浓厚的问题意识。无论是梁启超对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的探讨，还是鲁迅以《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一系列现代小说开创的、关注历史“吃人”本质和国民性的传统，小说这种文体都一直在“载道”和“经国之大业”的轨道上运行。“五四”之后，“救亡”压倒“启蒙”，小说更是基本上放弃了“为艺术”，而专注于“为人生”。而“为人生”，在中国，又如何能够离得开问题意识和历史忧患呢？
只不过，后来的“问题”很快发生了乡土和城市的分化。如今回望文学史，似乎总是乡土文学占比更大，但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城市叙事曾经结出非凡的硕果，巴金、老舍、茅盾、张爱玲、曹禺等，都曾创作出经典的城市叙事作品。尤其是出版于70年前的茅盾先生的《子夜》，更是“带着大规模描写中国现象的企图”，直接聚焦民族资本的发展，聚焦金融和实业的冲突和矛盾，试图用上海和双桥代表的都市和乡村两级，展现左翼革命的必然性。它提出的问题至今仍不过时，它的社会剖析能力，至今看来依然具有蓬勃的生命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似乎愈益验证着瞿秋白说的“中国第一部写实主义的成功的长篇小说”的判断。尤其是当我们试图为《沉重的翅膀》和《钢的城》这类关注社会变革的城市叙事寻找文学史上的精神资源的时候，《子夜》开创的关注民族资本和民族工业发展的传统，更显得弥足珍贵。当然，二者对《子夜》有意无意地继承与发展，反过来也值得认真探讨。
尤其是非专业作家创作的《钢的城》，在这方面的格局与气象似乎应该得到更大的关注——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常青，基于朴素的生活认知和文学认知而产生的问题意识，却与经典作品不谋而合，这本身就是值得深思的话题。
除了改革本身的问题、改革与人的关系问题，《钢的城》至少还提出了这样几个问题：钢铁行业发展和社会需求的动态关系，国有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关系，民营企业家族化趋势所蕴含的危机，传统伦理和契约精神的冲突等等……当然这一切社会学意义上的问题，都是在写实主义的基础上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作者未必有清晰的意识；也都是在钢厂历史和城市历史的开掘中自然而然生发出来的，作者也未必有意要这么做。以秉笔直书一段改革史为初衷的写作，以关注经济范畴的人物活动和人物命运为重心的写作，能够生发出这些问题，是文学的力量，也是生活的力量。
应当说，到了《钢的城》的阶段，改革的翅膀依然“沉重”，改革的某些时段依然需要在“子夜”般的黑暗中摸索，然而，经验与教训，政策与实践、情怀和理想，也还是可以给未来以更坚实、更宏阔的支撑。因为这种支撑，小说真正的主角才变成了一座城，小说也才达到了为城市立传、为现实画像、给历史回音、给个体尊重的多重效果。这种效果，在艺术上未必是精致而无可挑剔的，然而在现实感上却是不可替代的。它是特殊历史阶段的文学标本,是扎根生活基础上虚构出来的“非虚构”。如巴尔扎克对自己创作理念的阐述，这类作品理应享有“永恒的光荣”：
同实在的现实毫无联系的作品，以及这类作品全属虚构的情节，多半成了世界上的死物。至于根据事实、根据观察、根据亲眼看到的生活中的图画，根据从生活中得出来的结论写的书，都享有永恒的光荣。
（作者付如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文学博士，《经济观察报》观察家专栏作者，曾出版文学评论集《大声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