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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办公室挂着一幅字，是我喜欢的质量管理专家戴明说的：“每天进步一点点”，多年来，我一直以此为座右铭自勉。作为民营企业的当家人，我需要保持一种方向明确的不松懈状态，这种状态如今想来和文学创作的状态很像，一方面要有愿景、有规划，并为此保持旺盛的想象力，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尊重实践，在“绝知此事要躬行”中保持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耐力。
当然，做企业和搞创作对我来说又有本质的不同，前者是时代的潮涌助推，是命运的因缘际会，而后者，则是从小埋藏在我心里的梦。
我出生在湖北黄石，一个位于长江中下游、以钢铁工业闻名的城市，我的呼吸间从一开始就有江水的浩瀚柔软和钢铁的火热坚硬。父亲罗宝山是《冶钢报》的编辑，母亲傅普云则是南湖小学的教师。很小的时候，我就每天听广播里父亲写的通讯稿，崇拜父亲有本事把生活里的点滴化成汉字、变成故事，那时候我就经常梦想自己也写些什么，为此我还刻意锻炼自己，变成了同伴中最爱编故事、最爱讲故事的人，在江边游泳、抓鱼，在钢厂车间跑来跑去的点点滴滴，都变成了我的素材。
大学毕业，我被分配到大冶钢厂平炉分厂任技术员，倒是可以天天拿着笔了，但笔下全是线条和图纸。于是，我就在口袋里装上另外一个小本子，随时看到什么就记下来。那时，我三个月画一套图纸，报酬是200元；我的第一篇小说也差不多用了三个月，稿费是12元。听上去似乎也是现在年轻人说的：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可我年轻的时候从没这么想过，相反，发表小说带给我的喜悦，大大超过图纸。我想，这大概就是梦想的力量，一个人如果全心全意装着一个梦，并且不把梦想实现视为畏途，那他会自动屏蔽现实的利弊权衡，也会回避一切不利于梦想的想法和条件。
那时候的我就像着了魔。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写作，我甚至找过厂长，想干脆调个闲差，自甘边缘，到设备处管理备品备件。父亲知道后大发雷霆，回家将我的笔记本付之一炬。父子间那次激烈的冲突后来我回忆起来还是五味杂陈：父亲更看重“现实骨感”的苦心我自然理解，然而，年轻的心里那一份蓬勃的“理想丰满”被烧光斩尽，也未尝不是一种遗憾。记得我为此跟父亲冷战了很多天，逼得他不得不用一封信对我苦口婆心：“你没有小仲马的曲折感情经历，写不出《茶花女》；没有大仲马在动荡年代的生活体验，写不出《基督山伯爵》。”
如今看来，父亲当然是对的，正因为我被迫走上了父亲给我规划的技术员、销售员、钢厂领导的路，才有了《钢的城》。当然，这路中间分了叉，我刚当上领导不久就辞职下海，做起了钢铁贸易，但无论如何，都是因为我炼钢、卖钢的丰富经历，才有了写钢的可能，也才有了这本53万字的书，有了它这一路走来的好运气和好成绩：书的上部在《十月》杂志上发表之后就获得了湖北省屈原文艺奖。2022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单行本之后，入选了包括中国好书月度榜、光明好书榜月度榜等多份重量级榜单。《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三十多家重要媒体刊发评论文章。后来，它又入选了中国作协的“迁徙计划”，亮相第六届平遥国际电影展的作品展示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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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想，人生该如蒲公英的种子，只要有风来，就能飞多远飞多远；但当风停籽落的时候，也要学会扎根，能扎多深扎多深。能飞能停的人生如自然里的春华秋实，社会里的人事代谢，看上去只是自然规律，实际上却是百变人间、百味生活。
当然，人毕竟不是蒲公英，人有情感、有回忆，对成功有野心，也对时间有千般浩叹、万般留恋。我从年轻的时候就迷恋大文豪苏东坡的前后《赤壁赋》，不止因为作品写于他被贬谪到我家乡附近，我读来有亲切感，还因为他对时间和人生的看法，“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这一份苍茫豁达、刚健有为、虚实辩证，符合我对人生和写作的看法。
35岁那年，我在大冶钢厂处于事业的上升期，但我毅然选择了去上海创业。几年后，我把生意做到了美国休斯敦。2008年夏天，我在休斯敦的大办公室享受着冷气，也享受着事业成功之后空闲下来的惬意，没想到父亲的一通电话重新点燃了我内心写作的小火苗。父亲说：“儿子，你现在或许可以写作了。年轻时你没有足够的阅历，纸上得来的终归都是别人的经历，空想乱编也绝写不出好小说。现在爸爸支持你写！好好写写自己的经历，写写我和你妈妈，写写平炉上的工友，写写我们这座了不起的城市，写写国企改革，写写咱钢厂厚重的历史，写写咱钢铁人为共和国工业发展做的贡献！”父亲越说越激动，我则盯着世界地图上中国的位置、黄石的位置，久久不能自已。
如果说我的生活、我的人生一直在变，甚至商场风云都是瞬息万变的话，那我的文学情结，我的情感则一直没变，它或许会沉睡、会休眠，但从来没有消失。这是我打开电脑敲下这个长篇小说第一个字的时候，内心真实的感受。而且，在商场打拼半生，我感受最强烈的是时代的变、中国的变、行业的变，而每次我回到家乡，回到亲人朋友们身边，感受的又总是昔日重现，是感情的不变、情义的不变。
我突然那样想念我在黄石的一切——想念钢厂，想念我的父母，想念我的家人、发小，想念工作中一起流汗直至“赤诚相见”的工友，甚至想念曾与我有隔阂的“敌人”……在时间深处，他们不是浮光掠影，也不是我生命中的过客、奋斗途中散去的风景，而是早已沉淀成了不可磨灭的记忆，鲜活而温暖地藏在我心里。他们一起向我涌过来，一时间情感的浪头冲得我几乎热泪盈眶。我真的要写点什么了。
这么想的时候，有的人就站在我的面前了：腋下夹着小黑包的刘胜利，手中搓着两个核桃；叼着香烟的活宝，头戴白圆帽，腰系白围兜，一副大厨装束；一炼钢平炉车间余主任，因为小时候出水痘天花，脸上留下许多麻子，人人表面喊主任背后喊麻子；田鸡，从小同学就这么喊他，最后连他的父母、妻子也这么喊，学名都被忘了……可以说，我书里的每个人，祝大昌、赖子、祝国祥、刘胜利、毛仁银、蔡红、吴回芝、郑宏、活宝……都有原型。尽管在各自命运的长河中，有的呆在原地，有的远去天涯，甚至有的已是阴阳两隔，可他们还是能一下子活灵活现地在我的记忆里相聚。他们藏在我记忆的根脉里，更藏在时代发展、社会进步的根脉里。
这么想的时候，浩瀚的长江也出现在我脑海里，耳边似乎又听到了货轮的汽笛；大冶钢厂的布局随之也出现在我脑海里了：八卦嘴、陈家湾、火车站、上窑、中窑、一门、二门、西总门、四门、黄思湾、工人村、马家咀，然后，黄石的海观山、西塞山、黄荆山也出现了……
我必须要写点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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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钢的城》我写了14年，书名也取了有十几个，初稿有二百多万字。书出版之后，我拿着它，就像面对一个陌生又熟悉的自己，书里的每一个字都是我从心里掏出来的。
大作家福楼拜曾经说，写作要用理智，不要用心。我不同意。对我来说，经营企业要靠理智，而写作，要靠心。当我拿起笔，一字一句垒砌时光的印记，成长的印记，钢铁行业发展的印记，我的心总是被暖流覆盖。我知道，此生此世，只要面对我的家乡黄石，面对钢的城、钢的人，我就没有办法不用心，我的心就不能不柔软起来、温暖起来、流动起来。
书的献词，我写：献给我的父亲罗宝山和大冶钢厂的兄弟姐妹。这也是我掏心窝子的话。父亲是我写作最好的启蒙老师和领路人，可惜他没能等到小说出版；大冶钢厂是我的家，钢厂的兄弟姐妹是我的发小、同学、工友、初恋、兄弟。我的文字就应该献给他们。
后来，他们读到我的书，都忍不住对号入座找自己，有的哭，有的笑，有的还忍不住八卦。所有人都说，谢谢你罗日新，你在帮我们找回青春，在帮我们代言。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他们才是我灵感的源泉。我时常想起跟他们一起穿着工服，扎着麻绳，在火热的炼钢炉前挥汗如雨；想起下了夜班跟他们一起去公共浴室洗澡，去路边摊吃饭；想起每逢有工友结婚生子，我们你凑五十我凑一百去祝贺……
无数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是因为想到他们，我才坚持写下去。因为写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确只用心是不够的，还要靠理智选择素材，搭建结构，造就戏剧冲突，塑造人物——福楼拜终究是对的。而我，也在写作的层面上再次深入理解了“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道理。
写作过程中，我走了不少弯路，如今说来真是一言难尽。起初，我只是想记录自己的故事，写着写着发现，很像自说自话，于是我全部推倒重来，要把别人的故事和自己的故事编织在一起，而且，要吸引人看下去。
从一开始构思，我设想的人物就很多，于是我列了一个人物表，贴在墙上。人物多、故事多，对我都不是难题，因为我的阅历和经历足以支撑这一切，生活给我的丰厚素材和人性馈赠即便百万字的长篇小说都用不完，但如何让具体的人物出场，安排什么样的情节结构，于我却是大难题、大考验。
我开始想，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里面的人物都是怎么出场的。比如《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人物都很多，他们是怎么安排的，于是我开始体会小说内部的一些“技术问题”，比如《红楼梦》里的王熙凤，是林黛玉进贾府的时候第一次出场，曹雪芹用的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办法。比如《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罗贯中用的是人没出现，江湖上先有传说的办法，“三顾茅庐”，表面看主角是刘备，实际上焦点是诸葛亮。比如《水浒传》，用的又是一个人物引出另一个人物的办法，鲁智深出场，是史进寻找王教头的事件中被史进引出来的；接着鲁达又在演习武艺的时候引出了豹子头林冲，林冲又在寻觅投名状的时候，引出了青面兽杨志。思来想去，我觉得自己的小说需要更多借鉴《水浒传》的做法，用一场婚礼引出一些人物。
回想起来，整个写作过程我都像一个在悬崖边开车的司机，目标明确征途险恶，需要小心而大胆地握着方向盘。当然，人生所有的弯路都不会白走，所有的寂寞、孤独，甚至煎熬折磨都在孕育着柳暗花明。
我想起20年前的一天，我们去塔里木油田上井，当时走错了路。我们沿着一条条相似的道路整整跑了一天。当我们坐在山顶，绝望地望着一道道山脉一筹莫展时，突然看到前面的山沟里有一顶白色的帐蓬。“有人家！”我们喜出望外，赶紧驱车前去。一对牧羊藏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袅袅的炊烟升起，牧民用沟里的泉水煮的羊肉，后来都变成了我记忆中的顶级美味。生活的滋味在弯弯曲曲的皱褶里，写作的也是。我不敢说自己能如曹雪芹般“批阅十载，增删五次”——实际上，有了电脑，增删五次也不是太难的事情了——但我的确也是删了写，写了删，先是自己改，后来是开改稿会听专家的意见改，再后来是出书前编辑再提意见再修改……
关于语言，我刚开始采用的是城市化的语言，接近普通话，某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如果全面这么做，就让我的小说失去了特色，它的根在长江、在湖北、在黄石，所以它该带着这些印记。“你是贵脚客啊，吃撒，酒管够，是个岔的”“关饷了没有啊”……于是这些字从我的键盘上跳出来，也滚过我的舌尖，也如同一把轻轻软软的刷子，抚过我的咽喉。能读出声来的语言才是属于钢的城、钢的人的语言，它必须带着长江水的特质，带上高炉的气息。
至于语言个性与每个人性格特征的契合，就更是常识，也需要我仔细斟酌了。工人和车间主任不一样，分厂厂长和公司领导又不一样。好在我从一线工人做到了厂长，对钢厂里各个层次的人怎么说话都比较了解。同时，我也意识到，我们钢的人，性格里有直率坚硬的成分，如何增加一些软度，让小说变得刚柔相济，也是我力求达到的效果，于是我给改革者易国兴、那个钢铁直男，增加了一些情感描写和心理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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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又一次问自己为什么要写作。14年的光阴，五千个日日夜夜，十二万多个小时，我为什么要挥洒在“纸上”？在这样的时代，更多的人愿意投身喧嚣的生活，还有多少人愿意静静地在“纸上”陪着人怀旧呢？
其实，在我心里，写这本书不只是个人怀旧这么简单。十年前，我写小说还在“地下”状态的时候，去鞍钢参加一个订货会，鞍钢的销售经理在台上介绍：鞍钢是中国第一家钢铁企业。于是我作为客户代表发言时，非常笃定地纠正他说:“中国的第一家钢铁企业在湖北黄石，是张之洞、盛宣怀创办的钢铁企业！”之所以这么确定，是因为我刚为小说做了细致的功课，绝对错不了。同时，我也在想，从晚清开始，家乡黄石的熊熊炉火就几乎没有灭过，这段历史需要被记录和展示！
巧的是，七年前，小说正写得渐入佳境、朋友们也陆续得知消息的时候，我在意大利石油装备展上见到了原大冶钢厂技术处的胡处长，他一见面就说：“我给你提供点儿素材。大冶钢厂是中国唯一打赢欧盟反倾销官司的钢铁企业。”我一下子想起，中信特钢董事长钱刚也跟我说过:“别说历时八年，就是时间再长、成本再大，我们也要打赢这一仗！我们是钢铁人，更是中国人！”
所以，我写的不只是我自己的钢铁故事，也不只是钢的城里钢的人的故事，我更想通过这次书写和记录，找到一种钢的精神，钢的灵魂。改革开放之后，我们钢铁人心里都燃烧着一团奋斗创业、自强自新的火，我们的摸爬滚打、悲欣慷慨也都化作了美丽的时代星辰，漫天闪烁。所以，我把上部命名为“一团火”，下部命名为“满天星”，因为这本书尽管是我执笔，但我知道，这是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工友兄弟，我的同行朋友，跟我一起写出来的。他们是我的根，我的生活，我的炉火，我的钢花，我的星辰。他们陪我在时代里躬行奋斗，也理应陪着我在书里采摘收获。于是，一本书和一座城，一群人和一段历史，就这样血肉相连地聚合在一起，在我心里，中国的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
如今，《钢的城》正在我的家乡口耳相传，它的影视化改编也被提上了日程，有读者甚至美誉它是“黄石的文化名片”，“工业版的人世间”。这些对我都是莫大的鼓励。我像一个艰难生产的母亲看着孩子成长一般，满心期待着《钢的城》能被更多的读者喜欢。如果读者能够从书里读出我的家乡黄石那钢铁般的城市精神，读出我们这些钢铁人为共和国钢铁工业贡献的青春、做出的贡献，读出我们这座钢的城的壮美、我们这些钢的人的柔情、道义，读出钢铁在我们火热的生活和时代中奏响的美妙音色，甚至能够读出中国钢铁工业继续向前发展，中国钢铁工人不断获得新生活的动人乐章,那我就非常欣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