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家山》，我感受到一种久违的安稳感，书中那句“家乡瑞雪，河山安宁”不断萦绕心头。在我看来，《家山》是中国当代乡土文学创作又一重要的收获，让人想到中国乡土文学的写作传统。鲁迅的乡土写作从启蒙主义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乡土的破败，乡土需要改造与变革。沈从文则以乡下人视角写出湘西的淳朴民风。《家山》里，王跃文融合启蒙主义视角和乡下人视角，既让我们看到了乡土本身的愚昧，也让我们看到了乡村内部的人情美和人性美。
每位作家对乡土都有他的理解，王跃文可能更看重乱世之变中的恒常与日常。《家山》旨在重新发现乡土中国的生活能量，这种能量凝聚在作品的语言里。王跃文让湖南方言有了一种声音性，而且这部作品明显是“声音优先”的作品，巧妙地将语言的地理性与文学性结合在一起，体现出生动鲜活、温和雅致的审美趣味。作为北方人，我对“要得”这个词印象极其深刻。沙湾村里的人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生殖力，显示出一种生生不息的生命能量。这种写作是一种主动选择，当作家选择了方言，也就代表了他身在乡村内部、站在民间立场书写、理解乡村的故事，于是便少了传奇感。
作为中国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品，《白鹿原》写出了乡村人民生活的动荡与命运的残酷。相比之下，《家山》的美学观念颇为不同。《白鹿原》里，祠堂如此威严，作为女性的田小娥饱受折磨。而《家山》中，同为女性的桃香则被祠堂接纳，她的性格彪悍，快人快语，被称为“乡约老爷”。这是陈忠实与王跃文对祠堂的不同理解，进而他们对祠堂之于乡土的意义也便有了不同的理解。如果说《白鹿原》强调一种戏剧性的人物命运，而《家山》则着眼于日常之下的静水深流。
《白鹿原》里，田小娥是极富传奇色彩的女性，情感戏剧与冲突集于她一身；而在《家山》中，桃香的命运则更接近于日常生活。桃香成为母亲后，小说讲述了她为女儿裹脚，女儿的脚被挤压得几至残疾，这样的选择便也是乡村的日常。事实上，女性解放问题是《家山》的重要线索，作家真切书写了社会变革在百年前女性身体上打下的烙印——要放脚吗，如果放脚后被嘲笑大脚怎么办？裹脚呢，会不会被称为小脚女人，被时代抛弃？小说细致书写了女性如何放脚，在放脚面前每个女人的真切挣扎。放脚还是不放脚，她们中很多人的命运发生了逆转。
王跃文写出了中国乡土文化巨大的能量，其中既有生机勃勃的一面，也有巨大的吸附力和消化能力。比如革命者劭夫与容秀情感如此深厚，也要依父母的意见再娶云枝，为他传宗接代。革命进步女性瑞萍性格如此鲜明，成为乡村媳妇后依然也要遵从乡村风俗。《家山》使我们看到，革命者在改造乡村的同时，也被乡村改造着，乡村有着和革命抗衡的力量，使现实生活中的革命者既有革命气质，也顺从乡村伦理。由此，小说家在书写变革时代的“静水深流”时也从日常角度写了“静水深变”，写出了变动如何细微地波及每个人，并让我们看到变革到来之际乡村的保守和行动的缓慢，也看到乡村的包容和接受。
百年新文学史上，有着许多重要的乡原风景，比如鲁迅的鲁镇、萧红的呼兰小城、沈从文的湘西。《家山》中，王跃文塑造了独属于他的文学乡原。他用充满独特声音气质的地方方言和深具乡下人视角的写作，重建了当代文学史上作为文学乡原的沙湾，沙湾那些具有传统品德的人物身上凝聚着人性美、人情美，沙湾既有乡村之变，也有传统之常。
读《家山》，我多次想到新文学史上的湖南作家们，想到沈从文、丁玲、周立波、古华、韩少功等共同构建的湖南文学谱系，也想到这些作家们在中国文学版图上的独树一帜。《家山》属于湖南文学谱系，但也有独属于它的不同。这种不同在于，王跃文重新让我们看到乡村伦理之美和中国传统之美，那些独属于乡民的仁义、果敢、朴素等品质在他笔下每个人物身上复现。
我以为，《家山》是属于我们时代的写作，王跃文将我们时代对革命史、乡村史的理解放到作品里，让我们看到变革的重要，也看到传统的强大。想起《家山》中从日本回国的扬卿和瑞萍说的那句话——“我们活在前人的光芒里”，这是他们读《诗经》时的感叹。我被这句感叹深深触动。我想，这里应该也埋藏着作家本人的感叹。正是在前人的光芒里，我们重新看到新的乡土历史，正是因为“前人的光把我们照耀”，才有了今天的“家乡瑞雪，河山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