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登上文坛以来，王跃文一直潜心于小说创作的艺术探求，一步一个脚印地奋力前行，先后写出了不少有影响的小说力作，如现实题材的《国画》《苍黄》《朝夕之间》《爱历元年》，历史题材的《大清相国》等。这些作品都因直面生活而显得睿智锐敏，艺术表现独到而有力，并具有生动的故事性和较强的可读性，在文学界深受好评，在读者中广有影响。但我以为，即便王跃文已有如许骄人的创作成就，奠定了自己稳固的文学地位，他于近期推出的长篇新作《家山》已然超越了他之前所有的作品，因而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不夸张地说，《家山》显示出一种史诗性的品格，王跃文也由此展现出一位小说大家的气象与气度。
阅读《家山》，真是令人有意料之外的惊喜。这种感觉很类似当年阅读陈忠实的《白鹿原》，《家山》确实也与《白鹿原》有一定的可比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山》是南方版《白鹿原》。这部作品以湘西一带的乡土社会为广袤舞台，以陈姓家族九个家庭的三代人为群体主角，描写了他们数十年间的生计打拼与人生悲欢，书写了中国农人的乡土伦理与家国情怀，折射出民国时期社会的动荡不安与时代的替嬗演变。
《家山》将丰沛的生活内蕴与丰厚的文化意涵熔为一炉，精湛的故事叙述与精到的语言表述相得益彰，具有从多个侧面阅读的丰富性和从不同角度解读的可能性。从我的阅读感受来看，有两个方面印象最为突出，这两个方面也显示了这部作品的价值所在和艺术特点。
第一，由本土乡贤所主导的家族文化和乡土伦理所维系的运作秩序，写出了我国农村所特有的世故人情与乡土社会的民俗乡情。
《家山》描写了陈氏家族九个家庭三代人纷繁多彩的人生故事，作品里有名有姓的人物就有七八十人之多，这些众多的人物里最为重要的是人称佑德公的陈修福。这个佑德公不仅辈分高，而且讲信修睦，德高望重。沙湾村里不管出了什么事，都要指靠佑德公出面说话予以排解。陈家与舒家的多年恩怨，桃香代表陈家去往官府陈情，官府与兵家的纳税与征丁等大小事情，都是佑德公拿主意、想办法，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来一一平息各种纷争。事实上，佑德公在沙湾村兼有族长与乡绅两种身份的功能。幸有佑德公这样的乡间大贤，陈氏家族在紊乱又动荡的民国时期，尽可能地维系了家族的基本生存，保持了一方的大致安宁。作品还借由北伐、抗战等背景下的一些事件，沙湾村人或明或暗的关切与介入，充分表现了陈氏家族经由农会组织互帮互助，以及愿为国泰民安尽其所能的家国情怀。佑德公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深谙传统的礼俗与乡规，做事讲究循规蹈矩，为人秉持好公尚义。沙湾村因为有了佑德公这样一位乡贤人士主理其事，人们日常的生活作息、村里遇到的各类问题，就有了主心骨，有了基本秩序。陈氏家族遇到纷争后一次次化解，苦苦应对军政当局的拉丁征税，这些方面都写得具体生动，令人印象深刻。
作品在陈氏家族由佑德公主理其事，使沙湾村遵循一定的秩序运作的故事框架里，写出了陈氏家族在动荡社会中依循传统礼俗为人处事的自然“运转”。这种“运转”实际上是以乡贤为主导、乡情为纽带、乡里为空间的传统的礼俗文化的自然运行，这种传统的礼俗文化是儒家文明与农耕文明长期以来不断融通与化合的精神成果，是中国乡土社会特有的精神文化产物。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告诉人们：“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谈到乡土社会的特性，他还特别指出，乡土社会并非“法理社会”，而是“礼俗社会”。《家山》把礼俗文化在基层社会和乡土地域的作用与意义描写得可谓真切而生动，揭示得可谓真实而充分，可以看作是对费孝通这些精到看法的生动诠释。
第二，由劳苦民众的夹缝求生与军政强权的巧取豪夺构成的矛盾与对抗，写出了乡民在严酷现实面前的不断觉醒和历史演变的基本趋势。
《家山》一方面写了沙湾陈氏家族力求人丁兴旺、家业兴盛的不懈努力，一方面又写了这种愿望与努力不断被打断、被压制、被消损的过程。作为乡贤的佑德公，一开始并没有什么意识上的明显倾向，更没有政治上的确定立场。与其说他在保持中立，不如说他在尽量远离。但对于不断出现的事情、间或发生的事变，佑德公凭借敏锐而公允的直觉，对时局与时势却渐渐得出了自己的判断。看到《激流报》上有关“铲共”的报道，他直言“不义道”。官府找他来说要为不断增加的驻军增加赋税时，佑德公一再声言：“老百姓难处更大”，并为解救以抗税之罪名被抓的朱达望到处奔走。县长朱显奇找他带头多出赋税，他回说：“老汉力拙，做不了这个事。”尽管只想与世无争，自保平安，但还是有各种烦心事纷至沓来。县境之内发现有红军出没，佑德公的一个长工又上山参加了游击队，县长、乡长都来找佑德公，怀疑他有“窝匪资共”的嫌疑。发生在眼前的一桩桩事件让佑德公逐渐看清了军政当权者祸国殃民的真实面目。尔后，随着贞一、齐峰等共产党员的不断影响，佑德公认识到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是自己的军队，遂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之后，不无自豪地对乡亲们说道：“你们过去是要躲起来的红属，现在你们都是抗属。”
佑德公和沙湾村人在他们所处的民国时代，只想家庭和家族能够生存下来、存续下去，但这样一个基本的念想与愿望不断受阻，而且每况愈下。普通民众在军政当权者淫威下的困境，以及客观事实教育后的逐渐醒悟，实际上揭示了一个重大的主题，那就是在民国时期，农民希望在自立中生存、在安宁中发展的愿望是根本实现不了的，其根本原因在于这个政权不仅与人民离心离德，而且背道而驰。陈氏家族的人是在吃了无尽的苦难之后才逐步清醒，不断觉悟的。因此，当邵夫、齐峰等人以共产党员身份出现以及遭遇艰险时，陈家人不仅从亲情上，而且从道义上、理念上都给予了充分的同情与宝贵的支持。这就从基层社会和乡土乡民的角度写出了中国社会风云巨变的客观历史进程，也揭示出包括农民在内的中国人民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翻身得解放、当家做主人的深刻道理。这是人心所向、民心所望，也是势所必然、理当必然。由家族故事的叙述来客观地揭示出这样一个历史趋势，正是《家山》的主要价值所在。
在《家山》的家族史传里，人们还能看到作者对地域文化的深谙与点染、对乡土语言的熟稔与活用。而由陈氏家族在生存打拼中的种种遭际和他们的逐步觉醒来客观揭示社会演变的发展趋势，显然还能见出作者在历史观方面的悄然新变，那就是具有自然与人文种种意蕴的浑然一体的大历史观对传统的社会学历史观实现了坚定超越，这一不大也不小的变化使得人们有理由对王跃文此后的小说创作依然充满期待。